吴永成点点头：“爸爸，是在今年六月份，中央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下的。我来之前，还特意翻了翻，文号是(中办19958号)。
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有七条，其中涉及的主要对象是乡镇、县直各单位的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
文中第3条规定：申报人必须申报各项收入的范围，包括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等和其他合法收入。”
文老不作声了，点点头之后，继续又开始闭目冥想之中。
关于中央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么一个文件，其用意那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点不仅是文老这样级别的领导心知肚明，就是吴永成以及比他级别再低地领导干部们。那也是心里非常明白的。
国家慢慢地进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之后，不仅是国家的经济开始有了快、长足的展，相应而来的是，领导干部之中的现象，也有趋于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可态势仍然处于高频之中。
这里面也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查办案件总量居高不下，大案要案不减反增。涉案金额百万元，千万元地案件已屡见第二。领域被拓展。不断出现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检察长以及法院院长的案件。
第三，隐蔽性强。分子既有慑于高压、暂时收敛的一面，又有花样翻新、变本加厉的一面。行为由直接变为间接，更具有隐蔽性，案情更加错综复杂。
第四，财富积聚走向资本积累，分子集政治蜕变、权力、生活腐化于一身，妻子儿女介入。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反工作。采取的是执政党动员型反模式。
执政党的危机意识，决定了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优势，动员人民群众反，以良好党风带动社会风气。
这些年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形成了系统综合性惩治和预防方略。具体内容有：从严治党，严惩；防范于前，注重预防；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综合运用教育、制度和监督手段；反腐倡廉同经济社会展紧密结合起来等等。
另外国内也通过其他渠道，加强了反的国际合作。
但所取得地成就，与日益爆的案件。还是相差距离很大啊！
这也导致了全民反腐愿望与国家反腐意志结合不够，反制度建设方面尚有缺陷。
于是，在这种情形下，在一些专家、学者们的提议下，就有了这个仿照一些西方国家公务员申报财产制度而出台的这么一个文件了。
只不过，我国的改革历来主张稳中求进。小步快跑。
可以预料，这个新出台官员收入申报制度。那也将是分步走、渐进式的如此敏感的事情，不会一步到位。
从制度设计上看。按照惯例，第一步应该是先有党的文件。党中央要将官员财产申报的民意和党心。上升为全党意志。以往试点的成功经验，要以文件方式加以总结，并部署下一步推进财产申报地办法。
第二步是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研究出台具体实施规章，确定自己地试点单位和部门。
第三步是将党和政府的成熟做法，提交人大立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在全国范围内强力铺开实施。
因此，目前在一九八五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就只能是试行性质地了。
最起码，这个规定它对于申报人不申报、或者不如实申报收入行为的处罚也很轻，只规定：“由所在党组织责令其、改正，县纪委(监察局)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
大家想一想，本来应该是理应最能挥作用地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就像是预防的“紧箍咒”或拦洪堤坝，它使得任何借助权力而获得地不当收益，在审查中因与正常收益相去甚远而很快暴露，也就是说，这本该是最能现问题的一项制度，可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虎头蛇尾地处罚补充，而使得这项刚刚出台的制约措施，也使得这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纸之流于于形式的“空文”而已。
吴永成在J省接到这一纸规定填写表格的时候，他也想过要如实填写其中地一些内容，可当了解到不少的领导干部们，都只是把自己那几个正当工资收入罗列其中，而对于其他收入一概不论的时候，马上也就有点犹豫了：他现在这么做，会不会又在J省的官场上引起一阵震动呢？！
虽然说，在J省来说，他吴永成的个人收入，即使任何人都知道。那是屈一指的。
可这大家知道归知道，你要是都亮到明处的话，那就说不定有人，又会指着你的后背大骂：这个家伙又在作秀了！你这么搞，别的领导们又该如何填写这张表格呢？！
于是，吴永成干脆把那张表格压在了自己办公桌的抽屉头跑到了鱼湾村再也没有理睬，直到接到了这纸入学通知书，才又想起来了这个难题。
“永成。你认为这个规定，对于遏制会起到一些作用吗？！”文老爷子突然睁开眼睛，莫名其妙地问了吴永成这么一句。
吴永成起始是一愣，自己是想要得到老爷子地帮助，可怎么老爷子又开始考较起来自
“这个嘛……”吴永成沉吟这说道：“我想，中央之所以设立干部收入申报制度的目的，是想现权力运作过程中的暴露的一些问题，而权力只有在阳光下运作，才能现问
而权力在阳光下运作，这就意味着权力操作的整个过程(包括各个环节)。都要展现在社会面前。
各级领导收入情况在公示后，任何明显高于应有收入数额的财产。都会引猜疑，任何明显瞒报或虚报收入的申报资料，都有可能遭到知情人的举报。
在阳光下，权力地运行过程没有暗箱和阴影，隐瞒和虚报没有立足之地。这也是为分子最感害怕的环节。”
“阳光下权力的运行？！”文老喃喃地自言自语道：“唉，要是所有的领导干部们。都能做到秉公执法、一心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话，那不就实现了阳光下部们啊……”
望着老人无奈地摇晃着苍白的头颅。吴永成心里也清楚老爷子此时心中的苦闷。
地确是如此，经过前世生活的吴永成心里也明白。通过多少年地实践证明，几乎没有一起重大的犯罪案件，是通过这项制度现的。
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刘治华、李金宝、郑筱萸等贪官动辄百千万的贪腐数字，既没有在收入申报制度中被现，也不是通过考核制度而暴露的。
本来，按照《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地规定》第7条有“县纪委(监察局)负责对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硬性规定。
然而，吴永成很怀疑，多少年来各级纪委或监察部门，是否质问过那些只报工资收入而隐瞒其他收入地干部，是否认真地审查过干部历年的申报表，并对不实者做过处罚。
从逻辑上讲，现不了问题地制度，本身一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制约或预防制度挥不了应有地作用，它一定存在着某种抑制作用挥的机制或阻碍。
吴永成认为，还有一项制度，也就是多少年来所制定的所谓年终考核制度，在程序的设计方面也存在着重大的缺就考核制度来讲，目前在许多地方，如此现象已成惯例，比如说考核前：一次特别安排的游乐活动或会餐，往往会起到“堵嘴”、增进友情，使积压了一年或多年的问题化解的作用。
在考核中，只有被考核人滔滔不绝的“摆功”，没有提问，没有质询。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在某些上级领导亲自“坐镇”帮助下级干部过关的引导性讲话(之所以如此，在于前者不久将被后者考核)，与考核者(群众)的鸦雀无声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唉，这也算是一种特有的国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