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啊。咱们县里地财政收入每年也不过是五百多万，还要给干部职工们工资，还有一些必要的行政支出。剩下地那一点钱，就根本不够开这么一个工厂啊。”李建军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吴永成说。
“小吴书记根本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三百多万，你说的倒轻巧，咱们这么大地一个县，哪里就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地钱，来办这个工厂呢？再说了，万一要是扔进去你们多的钱，企业垮了那又该怎么办？现在虽然说是改革也需要交一点学费，可三百多万地学费，那也未免太贵了吧！”李根喜又一次忍。他实在害怕李建军被吴永成给鼓动得上里劲，真厂。
“李书记，其实办这个工厂，国家是有无息的扶贫贷款的。咱们所办的这个企业，属于农业方面的深加工项目。也是国家近几年来一直大力提倡和的。我前几天去了北京，找了一些同学，就询问了一些有关这一方面的事情。如果能找到国外需要我们将来生产的这种肉制品的客户，还可以和他们进行贸易补偿形式的交易。采取了这种合作方式，我们也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投资，也不需要申请外汇额度，可以由他们来进行前期设备的投资，以后我们再用将来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抵顶。”吴永成对那个贸易补偿形式一直是情有独钟。鱼湾村的那个工厂的设备就是这么购置进来的。要不然那会儿的外汇那么紧张，就连国家的重点项目也难以保证，你一个小小的村办企业，哪里又能搞到外汇呢？！
“奥，还可以这么搞啊？”李建军书记有些奇怪了，他转过头来问吴永成：“你的同学真是这么说的？那些外国人连咱们的产品也没有见，他们就肯垫资为咱们购置设备？还有这样的好事？！不是说外国的资本家们都是搞剥削不吐骨头的吗？他们就有那么好的心？是不是憋着什么坏心思呢？吴书记呀，这个事情，你可千万不敢大意呀！咱们经济要展，可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立场也不能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使穷，咱们也要穷出无产阶级的骨气来！”
“就是啊，那些外国的资本家们能按什么好心哪？！他们还会好心好意地跑到咱们这里来，帮助咱们这里的农民们过上好日子？做梦吧！马克思曾经说过，那些资本家的金钱都是靠剥削我们劳动人民得来的，他们的钱是肮脏的。我们坚决不用他们的那些脏钱。要不然，即使咱们的工厂赚了钱，还不知道将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咱们将来建起来的工厂，是姓社会主义的‘社’，还是姓资本主义的‘资’，这个可是个原则性的大问题。”李根喜唯恐天下不乱，马上又跳出来煽风点火。不过，他现在说的也可能就是他的本意。那会儿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在少数。
“是啊，什么事情咱们也要做得稳妥一点为好。”县委常委、县纪检委书记刘卫兵出于工作的本能，也说了这么一句。
“事情没有大家想得那么严重。”县委副书记王三平见事情讨论的苗头有一点不对劲，马上站出来：“我就知道鱼湾村的那个红枣加工厂，就是通过那种贸易补偿交易的形式建起来的，现在不是也展得挺好的嘛！也没有就看见它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嘛！这个事情，咱们县里分管工业的牛德望县长就非常清楚嘛，大家也可以问一问他。”
“这个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牛德望本来不想参与他们的这种讨论。眼看着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个人的态度都不怎么明确，而人大主任李根喜的意见那是绝对的反对，他一个副县长，虽说是分管工业的，但在这个穷困的纯农业县里，人家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才是有一定实权的，他在政府这边，排名也是在最后，平时也就没有多少人肯听他的意见。他也懒得多说话。可现在王三平点到他的名字了，他就不得不欠起身子回答一句。
“嗯，真的鱼湾村红枣加工厂也是这种模式？”李建军书记的眼睛突然一亮，俯前身子，问吴永成。
吴永成点了一点头，没有再多言语。是否上马这个企业，最后还得县委书记李建军拍板定夺。他说的已经够多了，他在这个时候，没有必要给在座的各位打什么包票。搞政治这种东西，一不小心，你就把自己也给绕进别人的里面去了。什么时候也得先把自己保护好。只有保住了自己，才能更好地保护别人。文革时期，他所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就是这样。要是他当时也像其他老帅们一样那么冲动，那他也就象其他许多的老干部们一样，早就被别人打到了，还能谈得上什么再去保护别人？！
“那好，咱们也搞一个大一点的企业。这个企业嘛，就由我来亲自当筹备组的组长，吴永成同志为筹备组的常务副组长，专门负责跑资金和项目的协调、联系。县长嘛，也在筹备组里任个副组长吧，你负责土地方面的协调。其他同志各负其责，一切为了我们永明县的这个大企业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