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土木、修建新的办公建筑，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财力，或者说还不是当务之急。但简简单单重修几间砖窑，整饰一下，作为贸易公司的办公地点，这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上次那个外商来考察，看见村里公司的办公条件，就大摇其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公司嘛。大门外挂着几块木头牌子，大门内，一溜六间石头窑洞，院里还有一群小娃娃在大吵大闹、满院跑来跑去的，荡起的灰尘，扬得到处都是。重新修一院办公场所，也可以把大队、公司和学校三者分离开来，做到互不影响。
其次，他把大队原来通知会议、以及其他事情的那个老头，换了下来，在村里又找了一个嗓音甜润的、十八岁的小姑娘，作为大队的播音员，要求她尽量用普通话来通知、播音。另外花了一百多块钱，让人到省城买了一些留声机上放的唱片，其中既有社员们喜欢听的地方戏，还有年轻人爱听的当时流行的电影插曲等等。
这样，每逢大队有什么事情、通知大家时，村里高音喇叭传出的不再是那个咳嗽声不断、有气无力的苍老声音。而代之以一个声音娇媚、充满地方口音的悦耳的普通话音。每天早晨和晚饭时候，村里回荡着地方戏的锣鼓声和优美的唱腔，或者是当时流行的电影插曲的歌声。
人们已经习惯了的，你要把要改变时，总会遇到一些不大不小的阻力。这不，
永成这些小小的创举，一开头，来自各方面的非难就是公开找上门来的，更多的是在背后瞎议论的。
社员们已经在用各种各样的眼光，来掂量这个年轻的、鱼湾大队的代理支部书记、兼大队长。
先上门来的，是那个被辞退了的播音、兼看门老头。
“你这个后生做的不对。我在咱大队看门，辛辛苦苦干了二十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刚当了大队的个支书，凭什么就不让我在大队的喇叭上喊话了？恩，我做错什么事情了？你给我说一说。咱们得讲个道理吧。你总不能看我老头人老了、没用了、就一脚踢开啊，你这和当年的地主老财，有什么两样啊？！你还是咱贫下中农的领导干部吗？啊？你得给我个说法，要不我就到大队的高音喇叭上，说给全大队的社员们听，让大家评评理去！”
虽然他也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的确也干不动了，每次断断续续、有气无力地通知完一件事情时，总是累得气喘吁吁的，半天也缓不过气来。
人老了，底气也不足了，不服不行哪！
但是他就爱听他的那个声音，在全大队的上空回荡；二十多年来，有多少大队的大事、小事，甚至于有关国家的大事，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再通过高音喇叭。告诉鱼湾大队所有地社员们，那也是一种骄傲、一种满足、一种享受。
那个放扩大器的小方桌，就是他的地盘，就是他的天地。
他是个五保户，他的一切生活开支，均由大队负责。他给大队看门、和在喇叭上喊话，不挣大队的一个工分，完全是义务的。但他把自己做的这一切是自己对大队应尽地一种责任。现在，有人竟然要剥夺他对大队的这份忠心，真正是太过分了！他能不冒火吗？！多少大队的老干部，对他都是恭恭敬敬的，而他、一个黄毛还未褪尽的小年轻，一上台。就给他来了个毫不客气，要把他赶出他的阵地，剥夺他在鱼湾大队地政治舞台上露面的权利，这不是人家嫌他人老了、快要死了、一点用处也没有了么！这、这、怎么能叫他不伤心哪！他难道老得、连在喇叭上喊话、通知个人，也不能了吗？！
吴永成费了半天的工夫说服他；他的父亲吴有德老汉，也帮着说了不少打劝的话，才把那个老汉哄得走了。尽管还是一肚子的不乐意。
第二个来找他的、是他在村里找的那个播音的小姑娘，胡丽。她是来撂挑子的。
胡丽这个小姑娘，长得挺俊俏地。个子不高不矮，一米六左右。两只大眼睛水灵灵的。一忽闪、忽闪地，就像会说话似的。小巧地鼻头。俏皮地翘起；还未曾开口，脸蛋上就露出两个小酒窝来。单薄的衣服下。微微鼓起两个肉团来。
“五儿哥，你给我找的这事我干不了。你重找个人吧。我走了。”胡丽扔下一句话，转身就走。
吴永成急了，这都是些什么事啊，一个个的。才几天工夫，还没办什么事情哪，就成了个这样了？！
“你别走啊，话还没说清楚。你跑什么呀？”吴永成一把拉住了胡丽的手。
由于心急、用力过猛，胡丽一下子就倒在了吴永成的怀里。而吴永成的另一只手。却不小心就压在了胡丽的胸前。
六月地天热，人们都是是穿着一件单衣，吴永成隔着薄薄的一层衬衣，感觉到了那一团绵软地温热，他的两只眼睛，从胡丽微敞着的领口，看见一片白晃晃的肌肉，下身立即勃起，硬邦邦的、顶在了胡丽的小肚子上。
“你干什么呀？快放开我。”胡丽立刻觉得吴永成下身的异样，脸上马上飞起两团红晕，她惊慌得叫了起来，用手极力想推开吴永成。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你别见怪啊！我不是故意的。”吴永成连忙放开胡丽的手，自己站直了身子，远远的离开她几步，借以掩饰自己的窘态。可下面高高顶起的裤裆，还是毫无遮掩的、被刚抬起头的胡丽，看在了眼睛里。她也是个大姑娘了，什么不懂呀？！刚消失的两团红晕，又出现在了脸上。赶忙低下了头，不敢正眼看吴永成。
“你说你干得好好的，才做了几天呀，怎么就想起不干了？！为什么？你告诉我，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吴永成好不容易、才压住自己那个不安分的**，一本正经地问胡丽。
“他们、他们、他们都在背后议论我，说我是个狐狸精。”胡丽低着头，小声地、扭捏着说。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说、你是个狐狸精？这跟你在大队的广播室播音，有什么关系吗？你抬起头来，大声点说。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嘛，扭扭捏捏的，像个什么样子？你只要能和我说明白，我就同意你、不用再去大队的广播室播音了。”吴永成有些不耐烦了。这都是些什么事啊，还没开始好好地露两手，不顺心的事情，咋就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呢！这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要是自己以后、真再搞点什么大的动作，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动静来呢？！
“他们是村里的一些社员们啊。他们说，我一个农村的女娃娃学坏了，大姑娘家的，每天在大队的喇叭上，土得掉渣渣，还学人家电台上的播音员，装模作样的，也不害羞；还说我专门在大喇叭上，说话妖滴滴的，是要勾引男人；还有的话更难听，我、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我家的大人们，也不让我再干了，让我过来和你说一声。知道你是好意，想抬举我。可我一个农村的野姑娘，再怎么着，也变不家城里的大学生啊，生就的骨头，长就的命。也就这个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