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道乙实力原本就不如方腊，赵佶两个人，甚至并没有修炼到，超凡脱俗的散仙境。
他手中的本命神剑“玄天混元剑”，本质虽高，又如何能够和“轩辕剑”这样的上古神器相比拟？
结果自然是扑街了。
包道乙眼见逃脱无望，只觉得满腹懊恼，暗恨当初自己鬼迷心窍，怎么就信了方腊的邪？
他感同身受地扫视了一圈，脸现惶恐，人声鼎沸的明教教众们，心态终缓缓平复下来。
方腊励潜伏数十年时间，一直不断地为了壮大明教而奔波，的确使地明教在东南一带独大。
只可惜还没有真正举起反旗，结果就要受到剿杀，只落得个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结果。
不管怎么说，明教的举事已是功败垂成，但事情的后续，明显不可能会是简单一刀切的方式。
就算朝廷再怎么强硬，天子赵佶再怎么心狠手辣，也绝不能高高地举起屠刀，将眼下在帮源洞汇聚的普通明教教众们，统统杀个一干二净，眼不见心不烦。
如果朝廷和赵佶真的如此行事，完全违背了儒家“仁义”准则，肯定大失民心。
到时候不仅仅只有，这些明教教众们的亲朋好友们，会对朝廷和天子赵佶离心离德。
就连整个东南，都会对朝廷，还有天子感到大失所望，产生心灰意冷难以理解。
自从西晋灭亡五胡乱华后，汉人南迁偏暗南方，南北就开始渐渐产生了某种对立感。
江南的不断开发，南北不同政权的对峙，虽然有隋唐的大一统，但随着南北经济的相互转化，这种对立感越来越强。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后，曾经有只字片语流传出来，说什么“祖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
这种没头没尾，毫无根据的流言，在某断时间里能够大肆传播，本身就是南北对立的焦虑感引起的。
宋神宗时，任用南方人王安石为相，展开了积极的变法，由此引发了朝廷震荡，士人一分为“新旧两党”。
身为旧党的领袖司马光，公开抨击新党士人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
新政则切中时弊，虽在实行过程中颇有问题，但对于解决朝廷的三冗两积问题大有效果。
这起由不同政见引发的党争，由于各自圈子中的士人出身缘故，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宋国的南北对立问题。
宋神宗病危驾崩后，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
蔡确，章惇等官员先后被贬至岭南（广东一带），开启了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
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章惇进京出任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为“绍述”。
新党从失利到得势，转而用敌人对付自己的方法，在敌人的身上重新实施了一遍。
章惇当政期间，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
新旧两党党人，“来呀，互相伤害呀……”
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他倡导的新法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赵佶即位后，干脆让蔡京立下““元祐党籍碑”，最终因为遭受雷击而废除。
蔡京同样是南方人。
包道乙虽出身合肥包家，而且远离朝政，但也十分清楚，朝廷不可能会展开，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肆屠杀。
他终究还有活命的可能性。
就是希望那位突然形象大变的天子，不会杀得兴起，在击毙明教教主方腊后，感到心里依然还没有尽性，直接就手起剑落，把在场修为较高的一批人杀掉凑数。
一想到这个可怕的结果，包道乙心头发寒，悄悄的收敛气息，尽可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正在他气息缓缓跌落之时，蓦然听到虚空中，传出方腊阵阵惊人的嘶吼声，似乎遭受了难以忍受的剧痛。
包道乙一呆，差点忘记了自己的动作，眼角处瞥见虚空中弥漫出浓郁的殷红血潮。
仿佛凭空出现的殷红血潮当中，方腊的身影浮现，费力地跪倒在漫至膝盖高的血潮里。
他对面一丈距离位置，赵佶脸色淡然，手持“轩辕剑”，低头看向神色颓废的方腊。
方腊双眸中茫然之色褪去，显然是已摆脱了“撒旦”魔念的侵袭，恢复了清醒。
“撒旦”种下的魔念品质极高，方腊之所以能够摆脱控制，自是被“轩辕剑”斩中了身躯好几下做为代价。
“轩辕剑”本是具有斩妖降魔功能的神器，对付这等诡异存在，自然是无往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