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身处逆境，做了有利人民几件事，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用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
你曾经在广西兴水利促农业，到深圳以后，厉治酷吏，援助广州灾区，都像韩愈一样获得了民间好评。
郑回答，那主要还是我岳父的想法和功劳。老市长十多年来曾经对深圳的贡献更大，可是你们却驱赶他离开。
汤一听说到老市长，便沉默了一会。说，我们曾经想推举你出来，可是担心你转不过湾来，最后跟我们对着干。你知道的，深圳的权利要靠资本推动。我只是他们的代言人。
你是否曾经反思，深圳的创造财富的方式成也于此，败也在此。
资本成就了深圳的繁华，也间接造成了社会危机，伤害了政治结构基础。我看过一些文章分析。汤说道。
我想请教，资本家会不会在关键时刻有觉悟，在动摇国家的基石的时候。
汤回答，资本是极端逐利的，尤其是过去深圳主要依赖的生物医学产业。现在我们的财富大部分已经消失殆尽，不过没关系，有你们在我们就有重新起来的机会。
汤镇林自省，老市长这方面，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他挡了资本的财路，想限制基因产业的扩展。我感觉是这样。克隆工业产业工人的这个东西，也不是他想的那么绝对。现在的人工越来越少，机器人又缺乏灵性。
克隆人对社会的危害，我在年轻时去过美国，意识到更清楚更深刻。表面上，克隆人是一个工具，没有人权，在缺乏人工时代替工人促进生产。克隆人的生命只有5到7年，没有生命权，这对克隆人不公平。原生人辛苦积累的经验技巧，被克隆人夺取了生存技能，也是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没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
不光是克隆问题，还有生物医学产业带来的瘟疫问题，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个故事。
我们在印度的大街上经常可以见到一些人，对着一个竹筐的眼镜蛇吹笛子。还有一个故事。早年印度的德里市，还是英属殖民地。但是这座城市极不安全，时不时的会有一条眼镜蛇，出现在街头，引发当地人的骚乱。如何清除这些毒蛇呢？殖民当局想出个奇妙的法子：悬赏那些能够捉到眼镜蛇的人，给他们以极为丰厚的回报。
政策出来，德里居民纷纷上街，去找眼镜蛇，好增加家庭收入。但长街之上，人来人往，能有几条眼镜蛇？可没有眼镜蛇不行啊，大家还指望着这个吃饭呢。没有蛇，老婆孩子，就要挨饿了。聪明的德里市民，想出个好办法——饲养眼镜蛇！
于是德里居民，家家户户养起了眼镜蛇，蛇蛋一卵难求，价格高开高走。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殖民当局撑不住了。这事不对啊，每天，都有当地居民拿着眼镜蛇来领钱，可街上的眼镜蛇，却不见减少。原来大家都是自家养的毒蛇，这岂不是乱来？殖民当局一怒之下，废除了赏额令。
这道政令下达，又让德里市民始料未及。你看这是怎么搞的，家里养了一大堆眼镜蛇，当局却出尔反尔，不付钱了。唉，这么多蛇，怎么办呢？——放到街上算了。
于是德里的大街上，出现了无以计数的眼镜蛇群，黑压压的蠕动着，令人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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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为了赚钱，设法创造出各种疾病让人们依赖医院的治疗，这是卑鄙无耻的行径。
郑克制自己的怒气，往事一幕一幕上了心头，广州高墙的故事，你们那个曾经处死的富豪，躲避监管在广州难民地开发流行病毒，你们处死他以后，并没有按规定销毁资料，不止一次偷偷摸摸开发新的瘟疫病毒牟利，资本家之间形成了联盟，为了最大化赚钱，没有节制。
在民族的发展史上，资本是不可靠的，它可以提升民族的科技能力，但资本逐利的劣根性可可能会摧毁民族的健康发展。民族要控制资本，而不是被资本利用作为牟利的牺牲品，那样民族的未来无法预测。。
但是获得对资本的控制权，这又是下一场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