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周道安的《二教论》则曾明确指三圣为孔子、颜回和老子，他引用的经文是《清静法行经》，“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三圣东行说的三个人物的称谓在佛教的传说里不完全一致，有时亦指老子、周公、孔子。如梁武帝在《舍事李老道法诏》中说，“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
同道教的老子化胡说一样，佛教的这些矛盾的说法当出于不同时期的疑伪经，是三教、特别是佛道斗争的反映。
除三圣东行说之外，佛教尚有菩萨化为伏羲、女娲说，也是对道教老子化胡说的一种回应。
总而言之，佛道两门的关系一直是非常激烈对立的，《老子化胡经》自南北朝以来便为佛道二教的一大公案，每当佛道关系紧张之时，《老子化胡经》便成聚讼之所，双方围绕此书的真伪，辩论了近一千年。
到了唐高宗、武周时，佛教方面将此事诉诸朝廷，请求禁毁《老子化胡经》，中间虽有较大争议，终于两次下令焚毁。
但是当时焚毁令不严，《老子化胡经》照样流传。
直至元宪宗、世祖二朝，全真道侵占了佛教庙宇田产，佛教以《老子化胡经》是伪经为由头，两教再次展开大辩论。
全真道在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的两次辩论中败北，元朝廷两次下令焚毁道经，《老子化胡经》首当其冲，彻底被焚毁。
从此该经亡佚，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皆无存录。
《老子化胡经》在华夏长期流传，佛教也制造不少伪经来“以毒攻毒”，究其根源，一是由于古人对老子和释迦牟尼生平的不确切了解，老子化胡说的一个核心是老子与释迦牟尼出生年代的先后问题。
在华夏，老子本来就是一个传说人物，司马迁在老子本传中就没有说清其具体的出生时间，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对历史上有无真实的老子其人还持怀疑态度，仍无定论。
而在印度，向来就没有精确的历史记录，它的历史几乎要靠中国僧人的求法记录和考古资料才能略知大概，释迦牟尼的出生年代在今天也是靠“记点法”推算出来的。
因此，要说清老子与释迦牟尼谁先谁后的问题也决非易事。
二是由于华夏传统的夷夏观念根深蒂固，华夏古人一向相信华夏为世界的中心，文化的正统，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这种民族主义情结正是老子化胡说产生的文化基础，也是“老子化胡经”能够长期流行的关键。
但是不管怎么说，正统的华夏道门弟子，对于佛门肯定是没有什么好感的，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尤其是像费大圣这种天师继承人，正统的道门核心弟子，当然就更对佛门没有什么好感了，毕竟外教进入华夏，争夺信众，同时还能够大获成功，这本身就是很难堪的事情。
这里面自然也是有其原因的，毕竟道门的典籍晦涩难懂，一句简单的话里面就包含了对大道的深刻领悟，不是特别有悟性的人，根本就理解不了其中的深意。
然而佛门就不同了，为了争取大多数的信众，他们编出来数不清的佛门小故事，来进行佛门理念的传播和普及，这些小故事通俗易懂，而且还利用轮回说法来吓唬信众或者裹挟信众，自然是得到了很好的收获。
长此以往，佛门信众全面压制了道门信众的数量，也是意料中事了。
费大圣的脑子里面，很多念头在旋转着，然后他就感到了对方正在迅速降临。
只见眼前的迷雾之墙中变得更加凝实起来，然后就有一道金光闪闪的佛陀，忽然出现在迷雾之墙当中，宛如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一般，就这么出现在费大圣的眼前。
这个时候，整个时空周围都出现了各种梵唱声，这样的声音能够穿透一切时空，哪怕是闭住耳朵也是无法抗拒的，同时还有诸佛菩萨们的身影，不停地出现在虚空之中，数量何止千万。
这些梵唱和诸佛菩萨们的虚影，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极其华丽的背景，为这位佛门大能的出现，制造了非常华丽的庞大场面。
“握草！”
“果然还是那副德行啊！”
看到这种熟悉的场面，费大圣就忍不住吐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