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米国体制表面上还算客气，但已经从过去的软硬兼施到以硬为主。从两面下注接触与防范并进，转向全面防范甚至可能围堵。在经济上搞tpp旨在另起炉灶，军事上，米国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加紧部署。国内学界对米国的猜疑也在加深，华国体制也在做两手准备，中美关系真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有可能改善也有可能急速恶化。
导致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华国崛起的速度太快，超出米国精英们的预想，华国的影响正日益销蚀米国在全球和地区的霸权。米国当然要继续保持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导地位，而华国是最有可能挑战米国利益的国家，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结构性矛盾正日渐明显。
越来越多的米国人不甘心被华国超越，正呼吁米国体制调整对华政策，认为米国应采取措施，未雨绸缪，而过去的势力则更加积极地推动对华全面遏制，力图削弱华国。虽然尚无迹象显示米国体制已经开启全面遏制华国的对华政策，但今天的中美关系比十年前显然危险了很多，而且越来越有惊有险。
国际关系理论中对权力转移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虽然一种观点认为上升的强权一定会挑战传统强权，而最终结果一定是冲突甚至战争。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传统强权和新兴强权都不感到安全上的威胁，而且彼此能够考虑对方的利益，并试图满足对方的利益，传统强权也愿意分享权力，新兴强权在分享权力的同时也分享义务，并愿意接受现存国际秩序和行为规范，军事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今天我们过分强化中美关系中冲突的一面，而看不到两国关系中利益日渐融合的另一面，这极有可能使噩梦自我实现。应该意识到，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米国对华国的帮助是巨大的，米国建立并主导的国际体系与华国崛起的根本利益并不矛盾，过去30年间华国经济发展受益于米国竭力维系的这一体系和米国对华国现代化的正面回应。对华国而言，融入现有体系，掌握游戏规则，对它做些必要的调整和改造，比另起炉灶的成本要小，好处要多。
今天米国虽已将华国视为竞争对手，担忧华国崛起后的对美意图，但尚未把华国看成当下敌人。这与当年冷战期间美苏关系截然不同，其间尚有相当大的余地去防止双边关系恶化。今天米国体制所做的，也多是旨在防范。我们切不要过早把自己当成米国的主要对手，去主动扮演当年苏联的角色。经过多年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已相当紧密，民间交往也十分广泛，众多受益者和商界精英们不会愿意看到中美对抗。同时，米国是一个多元社会，观点和利益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亲华防华和等多种观点和派别。虽有极端言论，但毕竟并不代表大多数。
其实，米国正在学习适应崛起了的华国。长期以来，米国对华国一直是俯视，而现在才开始学着平视华国。相当一些米国人不舒服不适应，这很自然。而且米国精英层对华国体制有着根深蒂固的成见和不信任。学着适应崛起的华国注定是两国关系摩擦频繁的时期。然而，即使中美两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许多磕磕碰碰，但两个国家已经紧紧缠绕在一起。关系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争吵又谁都离不开谁。这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对国际关系的传统理解已经不能很好地概况今天中美关系的实质。怎样管理中美之间日趋复杂的竞争关系，在冲突中合作，在竞争存，使其不至于脱轨，需要智慧;特别是在两国民间社会力量越来越相互猜疑的今天。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华国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总体实力与米国还有相当的差距，米国在高科技高等教育基础研发和创新金融体制以及军工等领域优势明显。米国近年来的确出现贫富差距加大高失业率，财政赤字债台高企医疗体系扭曲等棘手国内问题，政党体制和宪法架构虽可防止个人专权，但运作久了，也有低效甚至失灵的风险。但米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仍然存在，体制稳定性依然很强，社会仍充满活力，远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日薄西山，走向衰败。
过去半个世纪，米国曾经历过三次大的民族忧虑。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让米国精英层一度担心将被苏联超越。第二次忧虑是70年代初由于石油危机越战和国内经济滞胀，使得米国人担心霸主地位将会被西欧取代。第三次是80年代中后期，米国精英层一度担心日本将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超越米国。今天米国社会对华国崛起的担忧可以说是二战后的第四次，华国的崛起能否让米国的忧虑成真仍是一个历史的未知。对此，华国精英层必须有清醒的历史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