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财团一手操控货币量供应，从而左右市场的繁荣与萧条。当财团要紧缩货币的前期，财团却可以让旗下的公司大量向财团银行贷款，然后进行业务扩张，接着经济危机一来，企业直接破产，然后银行低价将资产收走，那些股东自然也就被玩残了。后世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倒闭什么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操作手段。
而在广东、广西两省，民工潮还不是那么大，这两个省的举债不是那么多，财团在广东和广西两省还是有点顾虑的。因为广西是陆荣廷在占据，而广东则是龙济光占据的。
两个军阀尽管接受中央行政改革，大量西北行政人员委派到两省，但是这两位军阀却是依旧把持着一部分地方财政，暂时也没人来收拾。
民工潮的形成，自然是大幅度的刺激中华民国的经济。
尽管农业生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那种小农模式的农业生产产出并不高，主要是商品率比较低。
在粮食方面只要供应能够满足，不会饿死人，这样的脱离土地的行为并不会有什么问题。而那些还留在农村的人口，因为是小农模式，生活物资能够自给自足，加上政府赈济也不会饿死人。
粮食供应主要是看交通，而又大量工地的地方，交通都是通畅的，粮食能够运进去。本身很多农民离开土地后，就是到修路的工地上干活的。
中华民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在快速的展开，大量的人口离开农村，很多农村都已经消失了，在西北发展比较早的省份，甚至连村级行政单位都已经没有了。
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多的治安问题。这些农民工进城打工，其收入有政策保障，而且监督非常严厉，谁敢克扣工钱谁就要倒霉。农民工有足够高的收入，自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抢劫、偷窃行为，而且这个年头农村里的人普遍比较淳朴。
这些农民工有足够高的收入后，自然也就拉动了市场消费。
尽管存钱依旧是这些农民工非常普遍的行为，但是待久了就会发现存钱不是很靠谱。这些普通老百姓，无非是两个极端，一种勤俭得很，不愿意消费太多东西，能省则省。一种是完全不懂得存钱，也不懂投资，有钱就花，得过且过，所以他们是穷人。
发现存钱不靠谱，而且发现收入很稳定，工作到处都是，根本不愁日后吃不上饭，而且医疗、教育和养老、失业都有政府福利，根本不需要自己存钱保险，于是一些人放弃存钱，他们存钱的习惯，主要是以前的社会没有政府保障，为了生存而一代代人总结出来的经验。
现在不用考虑这些，也就开始大量消费了。
还有一部分人则是把钱拿去做生意，或者拿去买股票做投资。
钱都逐渐的动起来了，钱只要动起来，就能带动大量的经济活动产生。消费的增长，也让市场变得更加繁荣。
老百姓一边感叹钱越来越不值钱，一边又感觉这世道的钱太好赚了。
最为忙碌的却是监察机构和警察等部门，地方上大量举债，这么大的一块肥肉，不少人都想要啃一口。老百姓迅速富裕起来，不少有心人也向要啃一口。
贪钱的、贿赂的、骗钱的、赌博的，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在地方上不断涌现。
这个时候的西北政府和中央政府监察机构则是采取雷霆手段，在地方上对这些不法现象不断的进行扫荡。
实际上这些地方乱象，只要上梁正了，下梁也就歪不了。只要真的肯下工夫整治，都没有整治不了的。
整治不了，说明上面和下面都存在大量的官商勾结的行为。
西北政府自成立以来，对行政体系严格约束，也正是因为没有盲目的扩张地盘，所以建设期了一套清廉高效的行政体系。
这个行政体系放到全国之后，尽管有些官员腐化了，但是大部分依旧是清廉的。当清廉的官员占了上风，那些贪官就算是敢贪，也只能偷偷的贪。而地方乱象一旦被发现，那些贪官污吏也不敢用荒唐的理由进行包庇。
一些漏网之鱼没必要太过纠结，只要这种风气维持着，地方上就乱不起来。
维持这种风气的方法，就是用雷霆手段进行惩治。
各种恶劣的违法活动一旦被抓住，动辄就是枪毙。地方上那些别有用心，想在一块块肥肉上动歪脑子的人没多久也被杀得战战兢兢。
沈进文甚至是下达了指示，要用重典威慑犯罪份子，特别是出卖良心的犯罪，要予以严惩。
赌博什么的，这类犯罪在地方上非常频繁，但是赌博行为只要不是骗人去赌，也不违背良心，抓住虽然罚款比较大，但是却不会量刑太大。
但是那些乱排污的犯罪行为，量刑却很高。如果只是养猪场排污，没有对居民健康造成太大影响的，也就是判个几年，不过这也比较重了。但如果是化工厂乱排污，造成严重后果的，枪毙那是妥妥的了，开化工厂自然明白乱排污的后果，那是明知故犯。
那些克扣工人工钱的，行为也很恶劣，底层百姓本身就不容易，还去非法剥削他们，判个十年八年是必须的，数额比较大的直接就拉去枪毙了。
那些搞豆腐渣工程的，这绝对是违背良心的行为，罚到破产是基本的，还要坐个十年八年的牢。
而这个时代还存在许多牛鬼蛇神、跑江湖的犯罪份子。地方上跳大神骗钱的，拐卖儿童去乞讨的，甚至是把儿童弄残废去乞讨的在这个时代是非常普遍的，这是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一种江湖流派，非常可恶。
要抓这些人也很容易，组织乞讨的一出现马上进行跟踪侦查，就能将其幕后抓获。抓住基本上都是拉去枪毙的。
乞丐乞讨随着各地收容所的建立，已经不被允许了。
一旦发现乞讨者，就是先强制收容三个月，然后老乞丐送到养老院，儿童送到学校去。而年轻人则送去干活，帮助他们成为一个正常人，脑子不正常的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强制收容三个月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多人就是好吃懒做，但是收容所又根本不去，经常是进收容所洗个澡吃个饭，然后继续出去乞讨。
如果是职业乞讨者，靠乞讨发财的，则要被判刑。
现在中华民国又不是养不起这些乞丐，所以乞丐没必要存在。至于什么上不起学，治不起病，此时中华民国的福利体系已经很不错了，穷人没有经济支付能力的话，政府是愿意补贴的，这样的情况也不可能发生。
还有金融犯罪也被列入重点打击，那些企业如果做假账，都要被判刑，而且是被严查的。这个时候严查这些金融犯罪份子也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现在很多老百姓都变成了股民，对于那些做假账的家伙非常痛恨。
相比之下，后世的中国，上市公司做假账已经成为了常态，也没人真的去管，老百姓想管也找不到人。
在东北地区，也加大了对满清余孽的打击力度，清查之下，抓出了一群私藏军火的满清遗老遗少，这些人也被直接拉去枪毙了。
中华民国的法律是普通法体系，判刑力度是非常灵活的，这个时候上面要求严惩那些违背道德的犯罪份子，那些普通民众担任的陪审团本身就非常痛恨这些违背良心道德的犯罪分子，自然是往死里整，顿时震慑了全国的宵小。
而那些赚黑心钱的人得到了惩治，整个社会风气顿时一片良好。如果那些靠黑心钱发家的人得不到惩罚，普通民众自然也就会有样学样了，最后演变成整个社会都在不择手段的拜金，后世的中国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