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说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呢？”</p>
杨度笑道：“第一乃是修改《临时约法》，变责任内阁为总统制，总统不仅有高位，而且有实权，这比较符合中国的习惯；第二乃是权力的相互制衡，三权分立虽然是西洋学说，但可取之处很多，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与皇帝**有很大干系，因此，我认为国体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皇帝，而在于权力有没有制约。不然，何以解释英、日、德均有皇帝而国富民强，中国也有皇帝偏积贫积弱？”</p>
梁启超点了点头，说道：“我当年支持立宪是这个道理，现在还是这个立场，权力，特别是不受制约地权力是万万不可取的，没有监督的权力，最后得到的只能是暴君和**！”</p>
黄兴也说道：“中国刚刚实现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百姓还没有摆脱那种皇权至上的观念，需要一个强力人物来给他们希望，这个强力人物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旧时代的代表，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位先驱。”</p>
杨度又继续说道：“第三乃是军队的归谁，如果军队统属个人，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国家，这是相当危险的，说不定到时候就成为野心家的工具。如果当权者野心再大，却得不到军队的支持，那么法律和法院就能将他制服。军人应该**于政治，不干涉政治方是百姓之福。”</p>
杨士琦说道：“那么军人一定要涉政呢？”</p>
不等杨度开口，徐天宝便说道：“那么他必须辞去军职，以普通人的身份参与政治。而且辞去军职之后，五年内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以防止军政勾结。”</p>
随后，杨士琦、梁启超等人又各抒己见，在政治、政体上说了很多。随后，话题又从政治移到了经济上。</p>
长期掌管北洋财政的梁士诒说道：“革命以来，各地纷纷**，虽然名义上拥护中央，但在前清时期规定的解款却迟迟未到~”梁士诒说道此处顿了顿，看了看王永江，苦笑道：“其中尤以东北为最。盐税、邮费、铁路收入等，统统截留地方。”</p>
徐天宝笑了，他看了看面色有些不悦的王永江，又说道：“那时候不上缴国库是因为信不过袁世凯，如今是此一时彼一时，东北地方上该上缴的还得上缴。”</p>
王永江这才面色缓和了下来</p>
梁士诒心里也踏实了，便继续说道：“政府财政，一般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家税收，二是对外贸易。就我国目前来说，税收中，以田赋最为大头。田赋历来自古便是主要税源，所谓有土斯有财。前清田赋凌乱无章，弊端百出，民国后基本承袭旧制。田赋包括地丁、漕粮、租课、附加四大类共九种，其中以地丁、漕粮为主要税目。田赋除正额外，还有各种附加，既包括中央也包括地方。由于有永不加赋之言，故田赋主体不动，附加节节升高。前清以来，凡是举办什么事情财政紧张，一般都是利用田赋附加筹措抵充地，故而目前附加是正税地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p>
徐天宝说道：“一个国家若不能对外掠夺别国百姓，便只能对内剥削本国百姓，如此日甚一日，最后官逼民反，改朝换代。我国自古历来重视农业而轻视工商业，只知道关起门来刮地皮。你们看洋人，打一次胜仗就得一笔巨款，所以他们本国的老百姓负担不重，再加上洋人政府处处为本国百姓撑腰，所以洋人百姓也拥护洋人政府。反观前清，屡战屡败，每败一次就割地赔款，百姓就收一次盘剥，最后积重难返。所以，我以为，中国要富强，第一是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确保割地赔款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而后再努力发展工商业，狠狠地赚洋人的钱，用洋人的钱来供我们开销，以减轻百姓的负担。”</p>
梁启超笑了，说道：“这倒符合《孙子兵法》就粮于敌的说法，吃敌人一斗粮，等于节省自己十斗粮。”</p>
众人又是哈哈大笑</p>
1914年年初的这次政治会议影响深远，后来的国史编撰者们把这次会议成为“徐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中华民族复兴党和国民党越走越近，两党互相之间的交流日多，隐然有了合并了的趋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