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一片明净而幽蓝，云儿雪白而轻盈。宋耀如和宋蔼龄站在甲板上，长江的丰姿和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俯视江面，只见浑浊的江水卷着漩涡，打着转，跳跃着，舞蹈着。
这是华宁轮船公司的一支船队，自从上海光复以来，很多附属于复兴会的公司、企业都浮出了水面，以公开的面目为革命事业出工出力。华宁轮船公司也不例外，暂停了其它客户的业务，完全听命于复兴会的安排。此次，船上除了顺便搭载固定数量的旅客外，还有一支上海医疗队，货舱里则装满了湖北军政府需要的布匹、药品、粮食等物资。
对于革命，有这样的说法：革命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只有当革命形势业已成熟，即统治者已不能照旧统治、人民群众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被压迫阶级才可能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行动起来，革命才会到来。而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应该看作是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时期，实际上，这也正是国内外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形势逐步形成的一个历史阶段。在促使革命形势渐趋成熟的诸种因素中，连年的灾荒无疑是不能不加注意的因素之一。
1901年，“东南滨江数省，皆被水患”；1902年，山东境内发生黄河决口，四川发生少有之大旱，“灾民数千万”；1903年，直隶春夏苦旱，“麦苗尽枯”，浙江先潦后旱，灾歉几遍全省；广西有较严重的旱灾，因“饥荒已连绵多年”，发生了人吃人的惨象；1904年，黄河再次在利津两度漫决，山东被淹地区甚广，四川又一次发生大旱荒，“几有赤地千里之状”；1905年，云南大水，仅昆明附近就有“数万户灾黎仓卒逃生”，贵州镇远等三厅县，“秋收失望”；1906年几个省同时发生大水灾，湖南有饥民近四十万，长沙附近一次就“淹毙人不下三万”；江苏灾民达七百三十余万人，“每日饿毙二、三百人”；1908年广东大水灾，“灾黎几及百万”；1909年湖南大水，“统计各处灾民不下百余万人”；江苏大水，海州逃荒流民二十七万余，沭阴十一万余，赣榆八万余，全省可以想见………
“市廛寥落，闾巷无烟，徒死之余，孑遗无几”；“郊原坼裂，草木焦卷，几有赤地千里之状”；“粮食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惨不忍睹”；“饿殍相望，易子而食”；“生者鹄面立，死者鱼腹殓”……，不看别的，单看这些清朝地方官奏折上的文字，便足以让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了。连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始终笼罩在早已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箝制压榨弄得精疲力尽的中国人民头上，使他们本已竭蹶困顿的生活更加面临绝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风餐露宿、衣食无着的饥民、流民，无异于堆积在反动统治殿堂脚下的无数火yao桶，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以发生毁灭性的爆炸。再次，由于灾荒而大量产生的衣食无着的饥民，为着解决眼前的温饱，求得生存的权利，纷纷起来直接进行“抗粮”、“抗捐”、“闹漕”、“抢米”等斗争，这种斗争成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明显征兆，加速了满清封建统治的崩塌。
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来为革命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的严重灾荒，一下子成为摆在即将上台执政的革命党人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
宋耀如面色很严峻，这主要是因为复兴会总部派下去的一些官员描述了部分地方农村极端贫困的景象，这大大超出了复兴会原来的估计。比如：农村中有的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可穿，天气冷时，就只能蹲在稻草里或坐在灶口取暖，有些地方连年轻姑娘也是如此。或者在黑乎乎的屋内，三四个人都窝在冰冷的床上，裹着网状般的破棉絮，羞以见人。特别是灾重之区，更不堪言，“村庄庐舍多荡为墟，流亡者十逾五、六，每行数里、十数里罕见人烟。或围蔽席于野中，或牵破舟于水次，稚男弱女蜷伏其间，所餐则荞花、芋叶，杂以野菜和煮为糜，日不再食。甚则夫弃其妇，母弃其子，贩鬻及于非类，孑遗无以自存”。
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形让宋耀如深受刺激，将家眷送上南下的船后，他便和宋蔼龄前往湖北一行。作为总部临时任命的长江流域赈灾委员会主任，他要与肖志华深谈探讨一番，这是总部的意思，也是他的想法。在他们想来，无论什么困难，肖志华都可能会比常人有办法。<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