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海通用低层次的汽车销售做起，所有课余时间都在攻读商务英语，周末给英美留学生担任中文家教，目的是跟他们学习地道的英美口语。同时，我进去复旦大学外籍教授授课的西方文学课旁听，因为偶尔有学生翘课，我的装扮刻意俏皮，所以我在那里整整一学年的周三下午竟没被抓到一次。
我的同事们，每个周末都要打扮时尚妖艳着出去享受小资生活。我偶尔也会那样。去西餐厅吃顿78元一份的沙朗牛排，用哦小刀叉夹着沾上原味沙拉酱的木瓜和新鲜草莓，喝一到两杯免费泡沫红茶，到冬天时候，我会嘱咐服务员给我把红茶换成热的，我喜欢用温暖勾兑冰凉的滋味。或者跟一位叫做晓妍的同事去巴黎春天选购贴胸内衣和伊沙可爱廉价的长袜。我偶尔也会跟热电专业的硕士网友程斌去看新上映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或美丽国大片。我们吃同一桶爆米花，在某条街巷散步扯淡，不拉手也不谈感情。每周末我至少一次会去“爱心之家”给那些智障儿童做义工教授他们简单的日常英语口语。偶尔，我还会在某个慵懒的周六下午，去上海的淮海路逛街为自己选那条心仪已久的玻璃绿颜色的V字领裙装或者俏皮的牛仔短裤，我口红的颜色换成了比枚红浅一号的鲜嫩颜色，亮彩的。
我只是偶尔享用一次我的小资生活。偶尔，我没有有钱的父母，也没有想要过有钱人家少奶奶的奢侈生活。繁华竞争激烈的上海只是给我一双立足之地。我来这里绝不是只为享受。我的工资不少，第一年的零花钱却不多，我的读者们你们知道，我欠我的公司整整二十五万。这个数字，会把我的父亲逼疯并吓傻我的后妈白桂花。可又有什么关系。二十五万于二十五岁的姜心瑶来说，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所以，每天晚上我也只是草草吃一点快餐就回去宿舍学英语，听听力或是练习口语，并且在每周五晚上七点半和每周一晚上的七点顶着街市耀目的霓彩固定去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的校园，参加正在那里草坪上举行的英语沙龙。
七个月后，我就被调至汽车销售的公关组担任组长。我一点不觉得意外。因为在上海定居的欧美人士很多，他们来我们公司洽谈业务时候不是展厅那些露着漂亮和大长腿的车模们可以应付的，也不是同事赵咪她们那些土生土长、养尊处优傍了一个能力强硬的海归做老公我的销售上海同行们能对付得了的。那些品味随行的老外，都是性情中人，他们买车的意念是刹那间迸发的，并且他们需要交流，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因为他们是顾客，所以地位尊崇。就像那一次，我去Addison夫妇家作客，他们在红色调欧派厨柜的厨房为我的到来准备意式大餐时候，因为我跟玛丽关系很好，他们可爱的女儿，卷毛狗一样金灿卷发的玛丽跟我聊起他们家乡外公庄园一条静静的小河，她用她稚气的母语给我描绘那里河岸上结满的苹果，羊群在自由自在咩叫，此时，我怀念起我美丽的家乡，我和二姐瑶心去和边抓鱼，去山坡的山楂树下捉蜻蜓和蚂蚱，幸福的小玛丽跟我产生共鸣。我竟高兴着哭起来。我没有要刻意要利用小玛丽，他的父亲是诺基中国大陆区域的CEO，我去第三次时候他当即跟我签下通用旗下的五台汽车的订购合同，总价值两百五十几万。
还有一个e先生。我跟他在上海政通路的密斯特匹萨西西里意大利酒吧喝酒，我们聊劳伦斯，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的代表作《无形的命运》，并和他一起认同诺贝尔奖对其评价：“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进行了深入的刻画，而其自传体文学风格也具有独特性”。他是一个做媒体的人，喜欢剖析人性和内心挣扎的文学作品。我们对饮两杯传说中正品的北京二锅头后，他涨红着脸突然抱起我说我是他的红粉知己。我们成为朋友。我卖给他一辆别克轿车，89万，我分成了两万。
我也有两次在通用汽车展会上做过车模，袒胸露背赛过我代言的座驾，并丝毫不逊色于我身边摆标准pose的专业职业美女模特。但我不以为然，领来总共五万元奖金，在展会结束的第二天我就拿去财务划到了上海总公司的账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