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的确做到了。
群牧司也很苦,要在内地养马,用的又是传统养马法,理所当然地引来地方亲民官和老百姓们的抵触。
最关键的,群牧司的官员们,坐拥如此广大的丰美土地资源,养出马来是国家的,种出粮来是自己的,所以种地它不更香吗?
于是在他们的上奏里边,官地被私分了,人浮于事,官马场的地都在账簿上,其实大部分都被民田给侵占,地方官员和老百姓也不配合,结果牧地农地根本分不清楚,没办法好好养马,臣等尽力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西、河北、河东虽然都有马监,但出栏数量却少得可怜。
以同州沙苑监为例,牧场九千余顷,岁耗四十万贯,但养马只有六千多,岁出栏最低时,竟然只有四十余匹!
若非马政如此不堪,王安石也不会下决心搞保马法——变卖马场,改由民间来养马,政府有养马补贴,成马政府统一回购。
结果搞得农耕地区怨声载道——一匹马,“废水草丰茂处五十亩”,这么高的土地占用率,死了还得赔,这样还养,这特么不是失心疯了吗?
官府拿着牧马地种粮,我们为什么不行?承包原本官马场的土地之后,当然是种粮为主,至于养马……呵呵别闹!待俺们吃饱肚子再死!
于是从大宋马监和民间出栏的马匹,经过挑拣后,最多只有六分之一能成为可骑乘的坐骑,剩下的虽然仍算是军马,但其实只能充做邮传驿马之用。
就像蔡确上给赵顼奏章里说的那样,“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馀仅足配邮传”。
南方就更加不堪。
福建沿海,泉州、福州、兴化军的外岛上,有十一个牧场。但这些马被称为洲屿马,不堪具装,只能做驿马;
而华南,两广出马,加上大宋同西南夷和大理国交易的马匹,也大多驽骀下乘,肩高能达到四尺二寸这个大宋战马最低标准的,百中仅有一二。
这种马被称为羁縻马——大宋朝廷购买这些马匹,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为了收人心,羁縻西南夷。
至于从青唐藩人买来的高原马,从青藏高原下来后容易生病,也不适合平原作战。
所以,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指望靠私人承包责任制,就能源源不断的喂养出海量的战马,是纯扯淡。
于是宋境内几乎出现了一种共识,就是宋朝养马,具备先天的弱势——“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
真正上好的能大批供给战马的养马地,只能是东北和西北。
从北到南,从西到东,马种质量依次降低。
即所谓“蓟北之野”,“甘凉河套”,必得“高寒之地,有长山大谷,美草甘泉,旷地千里,而诸畜繁孳也。”
汉唐皆是拥有了这两片土地,才能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但大宋立国后,这两块地方,一个早已被契丹人夺取,而另一个,则在党项人手中。虽然每一代皇帝都鼓励全国各地养马,但成果寥寥。
江南气候不宜养马,比如饶州孳生监,熙宁年间“所蓄牝牡马五百六十二,而毙者三百十有五,驹之成者二十有七”。
数年之中,将五百六十二匹马,养成了不足三百匹,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因此便有人以此为据,认为“非本性所宜,例生诸病,因致传染。”
一匹马得病,一月之内就会感染一群,造成大量死亡。
然而这些说到底还是技术问题,群牧司,还存在一个严重的弊病——它近十年来压根就没怎么管理过马政,人家现在充当着发改委的职能!
当年王安石第一次入京,就领了群牧司的职衔,之后一直在那里发挥着改革先锋的作用。
后来吕惠卿到了司农寺,于是群牧司和司农寺,成了制定新法的地方。
里边的人员,也都是心怀天下的大人物,天文地理道德文章,什么都懂,只除了养马和种地。
名实不副,同样很大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