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最让张笑感兴趣的是，这个大宋的间谍在对比了流求和大宋的政治架构后，做出一个大宋必须改变的判断。在这封用流求沾水笔密密麻麻写了三大张信笺的奏章里，吕惠卿把流求不断增强国力的最终缘故，确定为对教育的重视。
吕惠卿这个极有远见的看法，让张笑深感佩服。从这个人身上，他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大宋士大夫们，似乎对于变革并不是完全排斥。当然，以他对大宋士大夫们整体思路之僵化的了解，吕惠卿的这个建议估计在帝国上层不会得到支持。
张笑的这个判断很准确，当执掌这个庞大帝国的皇帝大臣们收到吕惠卿的密信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如何应对流求的战争，而吕惠卿的其他意见，被韩琦、文彦博等人认定是学识有限而做出的错误判断，他们的思想里已经把自己的学识当成了这个世界的真理。虽然在武力上，他们也知道大宋远远算不上强大，但在文化上，他们想不出自己所代表的有什么问题。
让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从绵羊变成狮子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主要是两条。
一个是因为大宋朝廷内部走私集团急于撇清和流求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以强硬立场为主的力量。另一个是因为吕惠卿和其他在流求的谍报人员，都提出了流求富庶的最大原因和致命弱点——支撑这个海外属国的商业。
从这些派驻到流求属国的间谍们传回的消息，大宋朝廷有了一个共识——流求虽然兵甲犀利，但国家体制上却有先天的缺陷，他们想当然的以为，只要切断和流求的经济联系，大宋无非是少进口一些茶叶、香料等物，但对流求却是致命的。他们乐观的预计，也许只要半年到一年，流求小国就会百业凋零，而张笑自然也只好在大宋强大的国力面前俯首称臣。
当然在这个时候，大宋朝廷高层对流求的武力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枢密使文彦博的带领下，针对流求咄咄逼人的战争叫嚣，一个应对流求郡王挑衅的备战计划制定了出来。这个以杭州为战略支撑点的计划，在宰相韩琦和名将郭逵的支持下被正式采用，并迅速的执行了下去。
1066年的六月，五万大宋最精锐的禁军被派往了杭州。和他们这些精锐部队配合作战的是两浙路近十万厢军，而且在夏收后随时可以动员三十万民夫。由枢密使文彦博带着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相当于枢密副使）郭逵前往杭州指挥和流求的战争。
当这场战争准备按照计划被执行了之后，大宋朝廷上下对这场战争的胜负充满了乐观。这次为了应对张笑的野心，大宋将半数的制式火器都装备了南下的禁军，而且还有专门针对流求水师研制出的几种水站武器。
在文彦博率军南下杭州厉兵秣马准备应对流求的侵略时，古米其的外交努力也最终失败了。他发出的战争威胁没有让对手接受，而且负责接待他的大宋官员的态度也让他知道，自己在这里的使命已经彻底完结。
当古米其使团无奈的回到流求后，细心的他发现自己的国家似乎已经完成了对大宋的战争准备。两洋水师的主力第一次集结到了基隆，而港口码头上军人的数量之多，在这些年也是流求难得一见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