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见美丽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时，说苏联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又说：“我们对于恢复同中国的友好、睦邻的关系看不到有任何客观上的障碍。”不管勃列日涅夫此番讲话的动机如何，是想先声夺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还是为了宣传，借此对中国进行攻击，总之，他把球踢到了中国一边。
1979年4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将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通知苏联方面，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在递交的照会中，还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这显然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不再延长早已名存实亡的条约，既尊重了现实，又使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以争得有利地位的企图付之东流；而顺势提出就两国关系举行谈判，则使中国一举掌握了主动权。而苏联的回应并不出乎中国的意料。莫斯科一方面对中国不延长条约的决定进行了指责，另一方面接受了关于谈判的建议。经过磋商，双方确定就国家关系举行副外长级谈判。
事实上从1979年开始，针对中**事力量的突飞猛进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爆发都已经令苏联军队将“解决中国威胁”和“南下阿富汗”同时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在远东地区的兵力集结和武器换装完成之前，莫斯科仍需要稳住中国一段时间。因此外交上的接触即使不是一种麻痹对手的手段，至少也可以让莫斯科更多的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和想法。
而对于中国而言，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有效的削弱了越南主动向自己发动进攻的军事潜力。但是却并未完全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河内政府并没有因为中国在边境地区的自卫反击而从柬埔寨撤军。而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中中**队也暴露出种种弱点，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缺乏多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战争模式：士兵虽然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中**队从未真正建立起进攻的理论，虽然能够实现有限的目标，但在重武器装备和用兵理论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等等。这一点与经过30年代的大清洗之后，苏联红军在与芬兰的战争之中所遭遇到的情况颇为类似。
因此从1979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明显开始重视军队的日常正规化训练，加强基层军官的培养训练，一大批军校生被充实到基层连队，石家庄步兵学校鼎盛时期一年毕业近万军官，部队基本上已经停止大量从士兵中选拔军官的做法，而代以从地方高中生选拔军校生，从部队优秀士兵中推荐考试选拔军校生两种途径。军官升任高一级职位必须经过相应军校培训，军官体制的革新带动了军校教育的改革。
新的选拔、培养制度，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极大的加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一批批合格的职业军人充实进来，解放军的战斗力出现了惊人的提升。一支有知识的军队是最令人畏惧的，何况这支部队还保持着勇猛无畏的军人气质。这一点在1981年法卡山、扣林山之战以及1984年4月2日的老山、者阴山之战的边境冲突中都得到了充份的体现，中、越双方在激烈的攻防转圜之中，交换率竟达到了1：10。
但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成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何况在稳步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中国仍需要优先发展长期停滞的国民经济。因此尽管意识到莫斯科方面在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谈判之上未必有多少诚意。但是197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还是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苏谈判方案。不过中国领导人依很清醒的提出这次谈判坚持原则，不能示弱。核心问题有两个：苏联从蒙古撤军、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苏之间才可以正常的发展双边关系。
虽然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但是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改善关系却始终是一个大前提。而为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促使苏联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在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中方曾经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如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界的部队减少到1964年的数量和水平，撤走驻扎在蒙古的部队，停止支持越南**，履行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见时达成的谅解。此外，中方还提出了扩大贸易，恢复科技、文化交流，促进人员往来等建议。
但是对于一心只将谈判作为庞大战争准备工作烟雾的苏联方面而言，这些合理性建议却只能是一厢情愿。苏联政府在1979年4月4日的声明中威胁说，“废除这一条约的全部责任应由中国方面承担”。此后，勃列日涅夫又在匈牙利电视台发表谈话，攻击中国“既放弃条约，又说愿意改善关系，这不太一致吧”。与此同时，苏方还企图单方面为谈判划定框框，规定什么可谈，什么不可谈，如：不能谈涉及第三国关系问题，不能谈边境撤军问题，也不能将边界谈判列入莫斯科会谈的日程等等。谈判尚未开始，苏方已为谈判设置了诸多障碍，预示着这一场即将开始的谈判将会是非常艰难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原定1980年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谈判，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而被迫中断。但是双方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退回到谈判之前。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他在讲话中仍对中国进行攻击，但明确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的提法；表示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
而就在这个看似明显的“橄榄枝”的背后是苏联全长4275千米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主体工程的完成。作为苏联从其欧洲部分延伸到远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补充，贝阿铁路（俄语缩写为巴姆）西起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泰舍特，经勒拿河畔的乌斯季库特、贝加尔湖北端的下安加尔斯克、赤塔州的恰拉、阿穆尔州的滕达、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州的乌尔加尔、共青城，东至日本海畔的苏维埃港，大*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北侧180－500千米，经三条支线同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接。
作为人类首条大范围穿越永久冻土地带的铁路，虽然莫斯科动员了300万士气高昂的共青团员和专业的铁道兵部队，但是从70年代初，组建贝阿铁路建设总局到1982年全线竣工仍耗费了55.3亿卢布、历时八年之久。而修筑这条横跨了11条河流、穿过7条山脊，全线包括8个隧道、142座长度超过100米的桥梁铁路苏联官方所宣称的“减轻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负担，开发沿线地区丰富的煤、铜、铁、铅、锌、钼、石棉和森林资源，加强远东区经济和战略地位”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贝阿铁路最初是为了应对中、苏关系紧张而修建的“策略性支线铁路”。当时，苏联政府认为，已通车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距中苏边境过近，如发生战争，这条铁路很容易被“敌方”破坏。所以，苏联决定修建一个距离边境地带远一点的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沿岸的铁路“复线”。但是随着这条铁路1983年的全线通车，原本单一路线的西伯利亚铁路终于宛如一条被紧缚住的巨龙伸展了四肢。
虽然由于工程过于艰巨，贝阿铁路初期工程只是部分电气化，要实现最终全线电气化，仍有很多配套工程至需要完成，复线建设也尚待进行。但即便是单线的贝阿铁路每昼夜也能增加30列左右的运输能力，而更为关键的是它的建成使得在日俄战争只让西伯利亚的铁路由西向东单向运输，甚至在铁路末端将空车烧毁，不使其返回的西伯利亚铁路系统具备了环行运输的能力。
对于这条铁路的建成，中国政府一方面保持着充分的警惕，而另一方面却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也作出了正面的回应。中国政府强调中苏关系并非没有改善的可能，但是，这种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方得做点事才行。“做点事”指的是苏方要在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方面采取实际行动，也就是“三个撤军”：苏联劝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方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
而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中国政府更开展了“葬礼外交”。不仅派出特使前往莫斯科吊唁，更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并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云云。
但也在这一年，中国政府根据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和1981年华北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成功经验，大规模将原本兵种单一的步兵军改编成为多兵种合成的陆军集团军。同时决定撤消基建工程兵和铁道兵两个兵种51万人，集体转业到铁道部和原配属的国家各部委或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将一些轻装步兵师改变为担任内务防卫任务的武装警察部队。
虽然这些举措从一定程度上是在铸剑为犁，表明中国正在逐渐放弃过去的“战备经济”。政府正在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国民经济的建设中去。但是包括奥加尔科夫元帅在内的苏联军队高层却注意到了中**队新改变的集团军是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电子对抗兵、航空兵等诸多军兵种继承，集团军编成内的各军兵种的火力、突击力和机动作战能力都大大超过了原陆军军，中国陆军不再坚持原有的“大步兵主义”，专业兵种的数量超过了步兵，炮兵的数量居第一，数量日益庞大的装甲部队正逐渐成为中国陆军的主要地面突击力量。
显然对于已经从决裂到冰线对峙了近20年的中苏而言，外交的这些许烟幕并不可能真正达到在进攻发起之前从战略上麻痹中国政府。那么要想尽可能在战争爆发之初达成出其不意的效果便只能依靠苏联红军在远程航空兵所拥有的技术优势，以及那些勇猛无畏的红色伞兵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