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方怀还刚说出要以西学作为考试内容，底下几个老家伙就哭抢着跑了出来，对他大说孔孟之道、立国之本，其引经据典之精彩让方怀不得不佩服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这次连他的师傅翁同龢也站了出来，不过翁同龢说的还算是持中之言。
“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辈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虽然洋务派与之进行了一番辩论，但洋务派的官员主要在地方，而且洋务派的这些官员也是读孔孟之道出身，似乎在立场上有些站不住脚。
最后被那些酸儒搅得头昏脑胀的方怀一拍龙椅站了起来，冷冷的目光扫向殿中的大臣。殿中顿时一片安静，方怀虽然还不到十一岁，但手握生杀大权的我威势日重，而朝中大臣自上次之后也不怀疑我杀人的决心。方怀冷冷道：“看看你们成什么样子，与泼妇骂街又有何异，朕决定此次科举四书五经与西学都要考，你们毋用再议。”说罢方怀挥袖而去。
看来自己还是低估了朝中顽固派的力量，本以为慈禧这杆大旗一倒，其他的都成不了什么气候，但现在看来却并非这样。儒家在中国已经延续两千余年，即使是元朝、清朝这样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也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如果把他看作一种宗教，那全天下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都是他的信徒，想到这方怀不禁头皮一阵发麻，以前自己实在太小瞧这股力量了。
直到今天在朝堂上看着那些大臣抵死抗争，方怀才意识到了什么。要想用西学取代儒家学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起码在现阶段不可能。因为儒家学说在中国已经不只是一种学说，还是一种信仰，一种行为规范，一种道德伦理的价值观。西学固然能解放人民的思想，让百姓接受先进的知识和文化，但彻底用西学取代儒家思想是否是正确的呢？这不由让方怀想起后世对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评价，“矫枉过正”。儒家思想中还是有许多值得肯定和发扬的东西，像儒家思想中的忠君报国思想对于培养士兵的爱国情操就有很大的作用，曾国藩就曾以“理学”治湘军，而儒家的中庸思想也是一种很好的治国之道，一个国家并不总是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有时和风细雨般的潜移默化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如何把握这个度。
现在儒家思想的一些弊病还没有完全暴露，远不像几十年后那样被人们所唾弃，但国内的一些思想开放人已经意识到中国旧有的儒家思想存在着问题，他们积极寻找着改良的方法，而不是像新文化运动那样彻底去否定它。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容闳。
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出生在珠海，1847年前往美丽国深造，先读预科，再考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生”。1854年11月，容闳回国，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这就是他日后名垂青史的“*童留美计划”。他几乎为中国缔造了一代拥有先进知识的人才。容闳做事执着，但却不死板，在希望渺茫的时候会耐心寻找时机，他为了实现他的“*童留美计划”足足等了十六年，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天，军机处发旨，升驻美副使容闳为礼部郎中。（注1）有这位性格稳重的教育家来帮自己的忙，自己也可以少操不少心了。普及义务教育和科举改革都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急也急不得，自己只能在不断妥协中慢慢改变这个国家，种下种子，小心呵护，再等待开花结果的那一天，这或许要几十年的时间，或许一辈子也等不到这一天，但这是自己的使命。
巴士海战的胜负也同样影响到了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朝鲜和日本。
得知中国水师胜利后，日本立即撤回了原本在朝鲜江华湾外游弋的“比睿”、“金刚”、“筑紫”三舰，而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一郎也开始谋划将朝鲜国王李熙和王妃闵氏转往日本东京幽禁。
“诸君，我刚接到密报，中国人已经战胜了法国人的舰队，他们庞大的舰队说不定已经向北来了，这时候还将贵国王上和王妃留在宫中实在太危险了。天皇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已经同意贵国王上和王妃前往东京小住，诸君还在犹豫什么？”
开化党党魁洪英植和金玉均相互看了一眼，最后由金玉均道：“我们感谢贵国天皇的美意，不过古语说‘国不可一日无君’，陛下虽然性格懦弱，屈从于清人，但毕竟是我朝鲜之主，贸然前往贵国只怕不妥。”
洪英植这时也道：“我们已经在江华岛安排了一处隐秘之所，相信清人就算来了也难以找到。到时只要王上降下诏书，驱赶清人，民众必然支持，他们也难在我朝鲜待下去。”
竹添一郎听了心中暗骂，事变之后不是也假诏自封官职，装出什么一副忠臣的样子，还不是想把朝鲜国王和王妃控制在自己手里，好利用他们控制朝鲜。不过心里虽然这么想，但这时还不能撕破脸，竹添一郎堆出一脸的笑容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