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京的官员以为一切都平静下去的时候，9月，一封来自广西的军报震惊了整个朝堂：法国人占领了越南国都顺化。紧接着法国人发来了他们的照会。要求朝廷承認法国對越南的殖民占领，并要求與其签订新的商务协定和国境条约。
朝廷顿时一片沸腾，然而就在朝廷的大臣们还没消化那封军报的时候，第二天的《大清日报》刊登了法国占领越南国都顺化，并发来无理照会的事情，连照会中条约的内容也刊登得一清二楚。报纸还连篇累牍介绍了越南的历史，从汉朝的日南郡到明朝的顺化府，大清以来更是世代为我中华藩属。报纸大肆谴责法人的行为，甚至追溯到辛酉年法国人在京城犯下的可耻罪行。
此文一出，顿时掀起了轩然**。各地士子纷纷上书要求对法宣战，*愿的书信几乎堆满了各省督抚的桌案。而各省总部、提督的上书也是一封接着一封，聂士诚、左宝贵、刘铭传更是直接把请战书呈到了方怀手里（去了通州军营后我就给了三人密折上奏的权力）。
这些方怀早就料到了，因为那篇文章是他授意登上去的。不过他在这次上书的总兵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徐邦道。这位与聂、左、刘三人并列的名将此时正驻防天津。历史上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徐邦道率军几次截击并战胜占有优势兵力的日军，但因为敌众我寡只能退守旅顺，在旅顺他几乎消灭了数倍于他日军，日军在旅顺城下血流成河，要不然在城破以后日军也不会疯狂报复，造成令人发指的旅顺大屠杀。正是由于他率军顽强抵抗，才使日军紧逼北京的意图没有实现，保留了中华一口元气。
在全国大片的讨伐声中，那些对列强抱有担心的人也不敢轻易说话了，生怕一不小心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到了十一月，在这样的环境下，原本在犹豫中的各省督抚先后把奏疏递了上来。不出所料，十个督抚中倒有**个赞成出兵，就是略有微言的也是闪烁其词，尽是不着边际的话。
就这样，朝堂上变成了众口一词的讨伐之声，只是具体该怎样出兵，何时出兵，派遣多少兵马，怎样援助安南王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总的来说，大清全国上下围绕着这场中法之争开始转了起来。
巴黎有“浪漫之都”的美誉。在雪花皑皑的冬季，沿着塞纳河漫步，欣赏堤岸两边的各式建筑，往返于河中的船只，和那三十二座沟通河道南北两岸的新旧桥梁，的确不难发现当中的魅力。
塞纳河中央的西堤岛，就是巴黎的起源地。雨果家喻户晓的《钟楼怪人》中的巴黎圣母院，也正建在此处。而在她不远的地方就是法国议会大厦。
一辆古朴典雅，造型优美的黑色四轮马车在议会大厦前停了下来，法国总理茹费里从马车上走了下来，大厦门前站立的士兵齐齐举枪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