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个人角度出发，朱翊钧是不讨厌魏忠贤的，因为朱翊钧提倡投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人获得他们应有的平等与尊严，在这一点上老魏一马当先，在思想上已经先众人而先地摆脱了时代局限，以奴婢之身获得了与帝王所相媲美得“更平等”。
朱翊钧对此不可谓不服气，他自觉他是解万民于水火的救世之人，而魏忠贤压根就不属于“万民”之列，说老魏是老百姓他肯定还不乐意。
他老魏认你这个皇帝当主子就是为了不当老百姓嘛，他本身就不想跟老百姓平等，你这个皇帝非要跟他平等，非要不把他当奴婢，那你不就是在利用帝王的身份来压迫他的自由意志吗？
他魏忠贤需要你这个当皇帝的来解放他吗？需要你这个现代人来教他怎么获得平等与尊严吗？
根本不需要啊！
他老魏在做出自宫决定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是自己解放自己了，他在跪下来自称“奴婢”的那一刻，就已经得偿所愿，向他毕生之所奋斗目标迈出坚定而有力的第一步了。
他魏忠贤就是想当奴婢，就是想当皇帝的近臣嘛，你硬是要去阻止他，告诉他当一个顶天立地继往圣之绝学的男子汉才算是一个男人的康庄大道，那你就是在用你狭隘的人生经验在束缚他。
朱翊钧在心里给魏忠贤找了个定位，他觉得老魏在现代应该属于挥舞着彩虹小旗的性少数群体，只是大明给性少数群体的职业空间实在是太有限了，但是即便如此，谁也不能去剥夺一个男人自由选择成为宦官的权利。
孙中山革除了太监制度，可他也没认定一个男人不能在后天成为性少数群体的一份子啊，性向和性别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朱翊钧那么一想，心中顿时松快了许多，司礼监和东厂也可以当作是一个针对性少数群体进行社会化抚养和互助式养老的保障型机构嘛，自己一个现代人当皇帝，不能总拘泥于古代观念，说不定再往后倒过来看看，司礼监和东厂还比二零二零年先进了好几百年呢。
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奴役魏忠贤，老魏也不是个轻易受奴役的人，他其实是顺着老魏，给老魏一个功成名就的机会。
就算自己不给魏忠贤这个机会，他老魏也能找到下一个机会，这任皇帝找不着就往下任皇帝身上找嘛，只要魏忠贤不死，他就是只剩一口气，就不会把自个儿困死在一个奴婢的位置上，他无论如何都会想方设法地蹿到乾清宫里来的。
历史上的魏忠贤就是这样好养活，你就是派他去刷净桶、看仓库、带孩子做饭，他也照样能从千万个小阉中活出来，活成宦官中的千万分之一幸运与成功给你看，古人励志起来，你一个穿越者根本拦不住。
这边朱翊钧正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地跟自己作心理斗争，那边魏忠贤倒被皇帝看得惶恐起来，他觉得皇帝盯着自己的眼神相当异样，不像是一个主子看着奴婢，倒有点像是他们村里的老丈人看着一个不怎么满意的上门女婿。
魏忠贤立刻反躬自省，老魏的这一点相当本分，他村里人的话他都可以当耳旁风，唯独主子的吩咐他是时刻不忘品咂琢磨的，
“皇爷是否以为奴婢所言不妥？”
皇帝的眼神动了一下，像是在沉睡里忽然被人从梦中唤醒那样恍惚，
“……朕是在想……当年朕许王守仁从祀孔庙之时，京中就有谣言说，王守仁能配享孔庙，是因为王承勋用重金贿赂了永年伯，让皇后在宫中为新建伯内援，故而方能促成此事。”
朱翊钧从他的历史知识中找了个借口，
“简直是胡说八道，皇后素来端方，何曾逾矩？且王守仁能配享孔庙，是因为朕以为阳明心学乃有用道学，昔年世宗朝时，桂萼等说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然致知出于《大学》，良知出于《孟子》，王守仁以理学建安壤，其勋业气节，兼十哲三良而有之，何尝偏废朱熹之学术？”
“武臣从祀于太庙，所以彰武功，儒臣从祀于孔廷，所以表文治，朝廷重道崇儒，原尚本实，操修与经济都是学问，何必别立门户？理道之要在于正人心，王守仁道德事功皆居绝顶，倘或新建伯有过，实不必追及先祖。”
魏忠贤赶紧把朱翊钧的这一通乱诌在心里记了下来，他没读过书，搞不懂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在理论上究竟有甚么不可调和的差别，于是只能先记下大意，想着一会儿回司礼监就去找孙暹或者刘吉祥补课。
朱翊钧倒不会因此觉得魏忠贤无知，因为他知道，在义务教育不甚普及的晚明，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弄不懂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究竟是个甚么意思。
这放在现代也是个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级别的高深课题，其话语权本来就只存在于朝廷的上层清流之间，普通老百姓根本没必要弄懂它。
后来魏忠贤得势之后，东林党就利用这一点来攻击他没文化。
这个问题站在东林党的角度来看也不算错，大明士大夫的“清流文化圈”就相当于现代高校的学阀学术圈，老魏一个二十岁才半路出家的宦官，就算是读白了头发，也不可能被那些扎扎实实一步步通过科举考上来的进士们承认学术成果的。
但是魏忠贤没文化归没文化，皇帝的旨意还是听得懂的，这归功于他的天赋，老魏就是那种天生政治敏感度极高的人，他从朱翊钧的话里听出了这么个意思，皇帝是想在不褫夺王守仁身后名的情况下把新建伯王承勋给法办了。
那么这件事在魏忠贤眼里就成了这个样子，阳明心学究竟是个啥他是不必要弄得太清楚的，反正皇爷说它是啥就是啥，毕竟王守仁能配享孔庙，跟阳明心学究竟是个啥关系不大，关键还是因为张居正生前反对心学，而万历皇帝在其死后为了“倒张”的政治目的，一口气便把王守仁抬进了孔庙。
如果王守仁的身后名败坏了，那就等同于证明了张居正生前的观点并没有错，错的是皇帝，而这恰恰是万历皇帝所不能容忍的，魏忠贤对此很能感同身受，搁他他也不能忍，历史上三十多年后他也真的对东林党一点儿都没忍，
“是，是，中宫娘娘之名，岂能为那等不法之徒所污？”
朱翊钧点了点头，见魏忠贤答应得那么干脆，又有点不大放心，心想别老魏手脚没个轻重的，提前三十多年就弄出个万历朝版本的东林六君子来，那收场可就难了，
“朝中笃守程朱之学者甚多，昔年廷议之时，耿直如沈鲤、王家屏皆道王守仁从祀，或恐反为盛典之累，而朕以其学术纯正，故准以重典，且我朝世爵定典，论功有六，一曰开国，二曰靖难，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御胡，六曰征蛮，擒宁藩、平南赣、征田州，王守仁一人占三功，可谓实至名归。”
朱翊钧讲了一遍王守仁的战功，这种几十年前的战功其实比学术成就更加不容置疑，而且当年参战的人一死，想翻案说这是谎报战功是绝不可能的。
大明的勋臣武将被集中翻案的最高峰出现在明末清初，典型例子就是袁崇焕和毛文龙这样毁誉参半且关系到几场改朝换代重要战役的争议将领，王守仁比较幸运，他领导的战役是毫无疑问有功于大明社稷的大胜仗，这种情形就算是达到九千岁级别的魏忠贤也很难翻得过案来，
“有过改之，无则加勉，对于封以世爵的勋贵，即使子孙有错，朕的意见，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伯爵乃一时之典，从祀为万世之典，王家屏当年道，从祀重典，不能今日入、明日出，朕以为王守仁从祀无愧，倘或当祀而不祀，则国家无以崇报功德。”
魏忠贤听到皇帝把王守仁的从祀都抬到国家层面上来了，立刻就明白皇帝对新建伯家还是有照顾之心的，像抄张居正家那样地去抄王守仁的家肯定是行不通的，还有那些厂卫惯用的刑讯手段，也最好收敛着别用。
毕竟皇爷说了“治病救人”嘛，要是人一下子就给弄死了，那皇爷还救个甚么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