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把猫埋葬了的第二天早晨，西街又传来消息：苏联红军要来了。</p>
家家刚刚起来烧火做饭，闾长就挨家挨户通知，“吃完早饭之后，每家出一个人，去迎接苏联红军。”“上哪去接呀？”“到精米所东边的火车道上。”</p>
早饭后，人们习惯地集聚在电线杆子底下，议论着，“这几天怎么一趟火车也没见着啊？”“东安的日本人也不知道怎么跑的？”“真快呀！没曾想，老毛子来的这么快。”</p>
西街的人们举着红旗走了过来。闾长喊道，“咱们都跟上，一起走！”东街的人们跟在西街人群之后呼呼啦啦地向南街奔铁路走去。</p>
奶奶看着南去的人群，脸上露出笑容，“老毛子来了，就放心了，飞机不会再轰炸、扫射了。”妈妈：“日本人能跑光吗？”“谁知道呢。大木太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一个女人家，大木上了前线，她孤身一人，也够难的了。”</p>
奶奶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说道，“几点了？”姐姐：“钟停了。”“去高警佐家看看几点了？”我跑到高警佐家，高太太说，“西山墙的窟窿还没堵上呢，钟也没上劲儿。”回来后，奶奶对姐姐说，“你就把钟拨到八点四十吧！我估摸差不了几分钟……”</p>
***话音没落，从东南方向铁路那边传来两声爆炸。接着是密集的冲锋枪射击声。几分钟之后，枪声停止。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射击声吓得不知所措。本来已经轻松一点儿的心，又都提到了嗓子眼。东头魏皮匠的老婆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嗷嗷号了起来，“我的天呀！这下子可完了……”“还不知道咋回事呢！瞎号啥！”</p>
奶奶：“老毛子不能对咱老百姓开枪吧？”“那能是打谁呢？”全家人处于新的恐惧之中。</p>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站在家门口，翘首向东南火车道方向张望。每个人都心急如焚，忐忑不安。</p>
过了不到十几分钟。只见冯常有气喘吁吁地从道南菜地的小毛道上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的这种表情，真的把大家吓坏了。冯常有看到大家急切、惶恐的样子，喘了一口粗气，总算说出了俩字儿：“没事儿……”摆了摆手。</p>
等他稍微平静下来，人们迫不及待地问道，“到底是咋回事？快说说！”冯常有：“是老毛子打日本鬼子。去的人怕家里人着急，特为让我回来送信。”大家都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提到嗓子眼的心才算掉了回去。</p>
又过了二十几分钟，去迎接苏联红军的大人们三三两两走了回来。有些人趴在地下粘在身上的泥土还没有在来得及从胸前弄掉。</p>
闾长在大街上高喊，“各家各户注意啦！在屋里没出来的，统统出来！在自己家门口站好，等着欢迎苏联红军。”</p>
不一会儿，从东头过来六、七个苏联军人。他们穿着破旧的草绿色列宁式军服，歪戴着船型帽，斜挎着“转盘枪”。一个翻译跟在他们身旁。这几个人表现得十分热情，十分友好。他们挨家挨户和每一个人都要握手。</p>
苏联军人走的挺慢，等了老半天才来到我家门前。一个军官模样的苏联军人走在几个人的前面，举着双手，一只手里拿着一张蒋介石的相片，一只手竖着大拇指，到我们面前，说了一句俄罗斯语调的中俄混合话，“蒋委员长乌拉！上高！哈拉少！”他把蒋介石的相片装到上衣兜里，走到我的跟前，向我伸出长满浅黄色绒毛的大手，把我吓得猫到妈妈的身后；他的手背上的绒毛像毡子一样，不是一根一根的长着，而是一块一块地粘在手背上；我害怕他手上的黄毛粘到我的手上掉不下来，我一直不敢和他握手。</p>
“得拉斯基！”奶奶倒是熟练地说了一句“俄语”，笑着跟每一个苏联军人热情地握了手。显然，苏联军人十分兴奋，笑着和奶奶说了些什么，奶奶也高兴地回应了几句。</p>
姐姐和我都好奇地看着奶奶。姐姐问，“奶奶！你说的什么话？”“俄国话呀，你好的意思。”“奶奶还会说俄国话？”妈妈：“在伙的时候，跟老毛子做买卖，家里人都会说几句老毛子的眼目前的话。”妈妈是指我家在杨木岗开烧锅的时候，经常与俄国商人来往，时间长了，都会说几句俄语。</p>
“奶奶！奶奶！快教我说几句。”我犹如发现了新大陆，缠着奶奶，让她教我说俄语。奶奶：“听着！‘有’是‘耶斯’，‘没有’是‘捏度’，‘拔脚木’是‘走’，‘少巴卡’是‘狗’，……”我如获至宝，反复默念着，准备哪天碰上老毛子，好跟他们嘟噜几句。念初中的时候，同学们跟俄文老师说了一大堆“八一五”时说的俄语，俄文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老师说，你们说的俄语苏联人听不懂，也只有在“八一五”那个特定的时候能用。确实，这些“俄语”在“八一五”时，真的是我们与苏联红军交流的得力工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