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对孩子们来讲，那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候，也是最高兴的时候。</p>
三十儿早晨，老姨、姐姐和我都换上新衣服。父亲在外屋对着房门的北墙上挂起来一张家谱。家谱的上半部已经添上了一些名字，还有一多半是空白。家谱下靠墙横着一个枣红色的、没有光泽的长长的旧条桌。桌上摆放着铮光瓦亮的烛台、香炉等一大排锡制的祭器；还有上摞的馒头，点缀得红红绿绿的碗装的肉和菜……。香炉里点燃了的香冒出一股细细的青烟，直上房梁，香味弥漫在屋里屋外。长条桌前铺了一条旧红毡子。父亲写了一摞红纸对联，给灶王爷、天地爷，里屋门、外屋门等等各处都贴上之后，我觉得：过年了。</p>
这是我儿时记忆中的第一个年。像这样比较隆重、比较正规的过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在我们家，仅此一次。家谱从这次挂出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它；那套锡器总算保存到1957年，父亲托人带到沈阳卖掉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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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儿晚上。奶奶、父亲和妈妈在北炕包饺子；我和老姨、姐姐在南炕玩儿。姐姐拿出一包小蜡烛——“磕头了”。她把点燃的蜡烛焊在炕沿上，排成一排。对我说，“百灵子，过来给‘磕头了’磕头。”“给它磕头干嘛！”老姨连忙解释，“磕头了，磕头了，你给它磕个头，它就一下子着了了。”“我不信！”“不信？你还没磕头呢，怎么知道着不了呢！”</p>
我跪在炕上，对着炕沿，向“磕头了”逐个磕了头。磕罢，抬头一看，炕沿上的小蜡烛个头还是那么大，摇曳的烛光依然在闪亮。姐姐忙说，“头磕的不响，心不诚，重磕！”我又在炕上使劲地磕了几个头，炕上发出鼟鼟的响声。</p>
“傻小子！她俩调理你呢。”奶奶在北炕笑着喊了一声，“别磕了。”</p>
恍然大悟。原来她俩戏弄于我。当我准备好拳头要打她俩的时候，人家早已站到地中间，拍着巴掌庆祝胜利。逗的大家笑了一阵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