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依说：“到昆大后我们还是接着做同样的题目，一点没有耽误时间，换实验室没有带来任何影响，进展很顺利。伊恩也一直支持我们。不到一年，周健这一最重要的创造发明就有了眉目。”
“我们真的合成了一个病毒!”
HPV是一个很小的病毒，直径45～55纳米。科学家们已经对这个病毒研究了几百年了，但从未在实验室中培养成功过，而且一旦寄存到宿主细胞后，它就会将自己的基因与宿主细胞的基因融合。因此，无法在体外看到完整的病毒颗粒，对它的研究进展受到了限制。
以前科学家们曾试了许多方法希望在体外培养这种病毒，周健和孙小依也一直在想方设法，但也都没有成功。孙小依说：“我们试了许多不同的方法，确实很难，作基础研究还是有些进展有文章可发表，但是对怎么看到这个病毒颗粒真的是无奈。”拿不到病毒，疫苗又从何谈起呢？
夫妻两人习惯在孩子睡觉后出去散步，周健往往走几步会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有时孙小依就记在手心，回实验室后进行试验。1990年年底的一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周健忽然说：“我们现有的L1、L2表达很好，纯化得也不错，何不把这两个蛋白放到试管里加上一定条件，看看有没有结果？”孙小依说：“我当时就嘲笑他，哪有这种可能，将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行了？如果这么简单，几百年来别人早就看到病毒颗粒了，还能轮到我们吗？”
过了半个月，周健又问孙小依那个实验做了没有，孙小依说：“我当时是记下来了，但我觉得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在丈夫的第二次催促下，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按照他的思路，将两个现存的HPV晚期蛋白放在试管里，加一点这个，加一点那个，好像幼儿园小朋友做游戏一样，就这么简单”。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后，两人将合成好的东西拿到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结果一看，我们俩都傻眼了，真的是一个病毒颗粒合成了，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一个体外合成的病毒颗粒了!这真是惊喜的一刻”。
孙小依说：“这真是很幸运，我们赶紧将这个结果告诉伊恩，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这是我们一辈子很兴奋的一个时刻，不经意间实现了这个突破。”
病毒学家都知道这个病毒样颗粒的重要性：这个颗粒是个空壳，里面没有病毒DNA内核，所以没有感染性，但外壳上有很多抗原，进入身体后就会刺激免疫系统而产生抗体，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疫苗。
他们就用这个HPV病毒样颗粒作动物试验，动物体内出现了免疫反应。弗雷泽和周健将这一成果发表在1991年第185期的《病毒学》期刊上。1991年6月，昆士兰大学为这项发明成果申请了专利。当年7月，两人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状病毒国际会议上报告了这项成果。动物试验成功之后，开始转入人体临床试验。
英年早逝
当临床试验做到一个阶段时，昆士兰大学已无力支付昂贵的科研费用，就将部分专利卖给澳大利亚一家生物技术公司CSL，由该公司接着做。但几年后又支撑不下去了，因为这阶段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做临床试验，需要更多的经费，于是部分专利又卖给了实力更雄厚的美国默克制药公司。
孙小依说：“在每一次疫苗专利买卖过程中，这些公司都要给昆大一笔数目很大的基金来继续作研究，我们实验室又拿到更多的经费，又能做更多的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正向循环，这是很激动人心的事。”
在弗雷泽的鼓励下，周健在作研究的同时也在攻读昆士兰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1994年，一位德国教授在美国芝加哥Loyola医科大学成立了一个新的HPV研究室，周健又去挑战，他说：“人要不断流动，学习新的知识，武装自己。”在芝加哥，周健有了自己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他鼓励孙小依去参加芝加哥眼科资格考试，孙小依因此回到眼科临床。
1996年，昆士兰大学给周健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职位，他带着家人又回到了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1998年，他获得3项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疗委员会的经费，加上公司回馈作疫苗研究的经费，成为当时昆士兰大学历史上在一年内申请到NHMRC经费最多的一位研究人员。
宫颈癌疫苗的临床试验还在世界各地进行。每年3月，周健都回到温州医学院看在那里进行的临床试验。1999年的3月也不例外，但没有人会想到，这竟成了一次没有归途的旅程。
“周健的身体一直很好，出国十来年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他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他经常一周工作7天，日夜操劳。1999年2月，他整天坐在那里写基金申请书，写完后说‘我怎么这么累啊？’”孙小依说，“我就劝他休息，3月份就不要到温州了。但他坚持要去。”
1999年3月8日晚，刚到杭州不久的周健还给家里打电话，儿子在电话里说：“爸爸，这次回来你给我买什么礼物？给我买一个最新的lego吧!”周健说：“没问题，我肯定给你买回来。”孙小依对儿子说：“爸爸太累了，让他早点休息。”
3月9日，周健因为感染性休克病重。3月10日，当孙小依带着周健的母亲和儿子从澳大利亚赶到杭州时，他却永远闭上了眼睛。8年后，孙小依还是悲痛难抑：“太突然了，至今都很难相信他真的离开我走了，很难接受。”
“四海之水难书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