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凭风浪起，吴佩孚在衡阳则照样我行我素，完全不理会各方的反对和谴责。
别人有问，他必有答，别人有来言，他有去语。这是个极善针锋相对的人，因为段祺瑞电报中责吴说“尔从予多年，教育或有未周”句。他便在复电中戏称段为“我师”，自比“诤子”，他说自己通电主和乃是“仿照我师在孝感时通电主张宣布共和，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
段的电中说“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吴的复电则说：“学生直接服从者曹使，间接服从者陆海军大元帅。大元帅希望和平，通国皆知。经略使在汉表示和平，学生即根据实行，谨守服从，无以过之。”
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吴秀才的巧言善辩，让段祺瑞哭笑不得，也让世人引为笑谈。
他在通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张作霖回击：“津议阳为去冯举徐，阴实倒阁复辟，干犯纪纲，莫此为甚。蛮军满布畿辅，雷震春、张镇芳、万绳栻、胡嗣瑷等遁迹津门，与某督秘密连系，是为明证。”
接着，吴又有电致段，否认主和是受人之欺：“倡议和平，实出学生本心，即非受人嗾使，亦非被人愚弄。……大势所趋，非和无以善其后，如果中央能欣念民主……毅然为和平之表示，西南必当就我范围，实在学生把握之中。……如蒙俯如所请，则南人不反，担保十年。后如无效，学生以一师之力，平之足矣。”
在保定的曹锟很无奈，对于自己的这个得力干将，只能是善言训斥：“宥电悉，引经据典，大放厥词，施之于同等尚且不可，顾可于尊长之前妄发议论？宁不知芝揆再造共和，淡于权利，只以大局所关，同人邀请，不得已再出东山，其所以不能遽事和平者，实因南人复反也。……来电谓宣战媾和为大总统特权，不知媾和者，乃对外，国内疆吏跋扈，武人肆虐，惟有出于讨伐之一途。又津议种种尤为无稽之谈。该师长信以为真，何愚暗至此。……芝揆素有含容，兼与该师长有师生之谊，应即具电婉言谢过。幸勿再逞意气，致贻他人以口实。是为至要也。”
吴佩孚对北方局势看得很真切，他了解段祺瑞今日在北洋派中，只是一个虚声号召的领袖，并没有强大而坚固的实力作后盾。至于那些气壮如牛的督帅们，又都是些自私自利之辈。吵吵闹闹是可以的，一旦真刀真枪就胆小如鼠了。
事实上，无论是段祺瑞还是曹锟，不管对吴秀才如何不满，但也只是口头上指责，而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诸如撤职查办之类。
吴虽只是个师长，但手握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又驻在最前线。如果把他逼急了，率部投向南军，后果肯定不可设想。
这位吴秀才果然有持无恐，竟敢发电叫号：“如不允下停战令，师长等回防待罪，请即派员接替。”
曹锟不是不爱护吴，只因身在北方，身不由己。又何尝不知吴是他的政治资本，但投鼠忌器，只好作面文章，用电斥吴来敷衍各方。
三十一日吴佩孚有答复曹锟电，表示坚决主和：“一俟和局告成，当北上请抗言之罪。”
北方军人中也有多人附和吴佩孚主和，如原驻防江苏，刚调到江西的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就几次发出通电响应吴。
吴佩孚也借此大做文章，把所有同情和响应他的通电都转交全国各报发表。
自己营垒内的反戈一击，有更大的杀伤力。主和声浪和谴责中日密约、痛斥安福国会呼声汇集到一起，波涛汹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段祺瑞被逼无奈只能把武力统一政策推迟一步了。八月三十一日国务会议决定，命令前敌各军暂取守势。
这样一来，吴秀才这个小小的师长，就一跃而成为扭转乾坤之人。
不仅如此，同日，段发出通电，宣布本人将在政.府改组后引退。
电云：“往者滇黔诸省独立自主，祺瑞仰承明令，从事讨伐，方据全胜之势，忽倡调停之说，祺瑞引咎乞休。讵中央方从事调停，而长岳失势，荆襄扰攘。彼时祺瑞专事筹边，不愿再综政权，而大总统亲自敦促，我同袍函电交驰，迫不容己，重负仔肩。受任以来，仍以统一为职志，和平为希望，与大总统同心同德，备挽劫运。荏苒经时，而统一之局尚需时日，将士疲劳于外，人民疾苦于下。
“今值国会告成，组织大总统选举联合会，元首改任之时，即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所有前敌各军队，希即明修战备，严防煽惑。倘有疏虞，危及国本，则前敌诸将领与任地方之责者。对于国家人民，皆有不可辞之咎也。”
段这通电报是在安福系操纵的国会已经开会，改选总统，合法倒冯的时机已经成熟时发出的。他先表示下野，是以此迫冯国璋实践同时引退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