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的汪兆铭似乎一下子陷入了某种梦魇，说的话就像是喃喃自语，只有最后两句的时候，才仿佛回过了神，提高了音调。</p>
“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心理基础和诱因</p>
长期以来，汪精卫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之相比，“须知数十年来，中**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亦幼稚不完备”，故而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应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据此，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妥协方针。</p>
黄浩然想听听汪兆铭到底准备对他说些什么，所以没有直接给予强硬的答复，而是换了种稍微柔软的态度：</p>
“这国战，和军阀混战毕竟不一样，面对名族存亡的关头，牺牲在所难免......”</p>
对于黄浩然如此的回答，汪兆铭心里有些高兴，因为他在黄浩然的情绪中抓到了一丝黯然，这与他的低调俱乐部的情绪很一致。在汪看来，今天的这番话，才是黄浩然真正的内心。</p>
“就按你说的，战争难免有牺牲，可全面抗战到现在，中国为什么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呢？虽然这中间佑臣你也取得过几场大胜，可总体的趋势，却依旧是中国向后，日本向前！这不是三军不用命！更不是政府不努力！实在是因为中国比较日本的进步，足足迟了六七十年，眼下中国的国防力量根本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然而，自‘九一八’以来，中国的外交方针又是怎样呢？不过是唱着强硬的高调，掩耳盗铃罢了！概括来说，既然从军事上不能挡住日本一步一步的进来，只能从外交上想办法，使我们退得慢些。”</p>
黄浩然觉得汪兆铭目前说的这些话除了有些悲观，还谈不上是卖国言论，实际上国民政府之所以等到1937年才向日本正式宣战，高层的想法，未必没有和汪兆铭一致的地方。</p>
也正是在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指导下，汪兆铭才会在当行政院长时，亲手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并认为他这样做，才是对国家负责的表现。</p>
直到抗战爆发后，汪兆铭仍顽固地坚持其中国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抗战必败的观点。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中国“军事、经济一切社会组织及社会能力都落人后。”“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正是从这种看似中正，却事先设定了失败结局的“事事不如人”的国情观出发，汪兆铭觉得“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所以应该能和则和。”</p>
打不赢就谈，谈不了就拖，还可以期待外部的调停嘛！可冰冷的现实已经给中国政府的高层抽了响亮的耳光，如今汪兆铭还要去感慨这些，说明这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全面抗战之前，压根就没有孤注一掷的觉悟。</p>
那就再给汪兆铭递个梯子，让他顺着爬，瞧瞧后面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p>
“谈何容易，日本人既然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又岂会轻易与我们谈判，需知，弱国无外交啊......若是在谈判中没有了话语权，这和投降又有什么分别？”</p>
黄浩然的这几句，直指汪兆铭刚才那套理论中的要害，就如******在《论持久战》中批判亡国论者时所言：他们“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依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从这种没有根据的、错误的前提出发，汪兆铭叛国投敌就具备了逻辑起点和心理基础。</p>
“不！这不是投降！而是政治智慧！求和并不是去投降日本当汉奸，而是欲待国力增强，具备抵抗日军的条件后再试图抵抗日本！”这一回，汪兆铭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他觉得黄浩然是在挑战他的理论基础，想把他和投降派混为一谈，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这也是汪兆铭现在最担心的，对自己的曲线救国行为，实际上汪兆铭也没有把握......</p>
“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等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我们再打！这是黄种人的战争，最后的根本，还是种族的融合，日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以独立灭亡中国，一条是与中国协力共保东亚......”</p>
又是一番疯话！黄浩然看着汪兆铭的眼神逐渐转冷。对于他刚才抛出来的提问，汪兆铭根本就没有回答，而是绕开了，这，分明是狡辩的伎俩。黄浩然觉得他现在有些看懂汪兆铭这个人了。</p>
汪兆铭虽然很早受民族主义思潮裹胁、推动，投身政治斗争。然而从一开始，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构成就十分混乱，这里面既渗合有大汉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的因素，又不能区分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斗争与以前的民族斗争的质的不同，且往往将民族主义误为种族主义。</p>
辛亥革命前，汪兆铭就宣扬过：必须由单一民族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在中国，须以汉族为主干实行民族同化；在国际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将要建设单一民族统一的国家，这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帝国主义的含义是指本民族巩固后广收他族以求膨胀。正是从这种错误的民族世界观出发，“七·七”事变后，汪兆铭荒谬地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类比于元朝灭宋、清朝灭明。他说：“中国历史上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数次，全亡者两次，这些亡，不是侵略者将我们四万万人杀尽，能将我们四百余万方里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家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当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旗号，妄图欺骗中国人民，汪兆铭便用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大亚洲主义”的卖国理论相呼应，极力鼓吹：欧美白种人在吞啮了红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种之后，威胁了黄种人。中日同属黄种人，属同文同种，因此，中日之争是“兄弟之争”，“冤仇宜解不宜结”，完全可以“重归于好”，“只应为友，不应为敌。”从人种自救的目的出发，因为中弱日强，由日本为首领导，改造东亚是天经地义的。故而中日战争是“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之良机。”</p>
归结起来，汪兆铭混乱不堪的民族失败主义是其对日议和的思想动机和逻辑起点，对日投降，同流合污则是其变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极致后的必然归宿。</p>
黄浩然不知道现在该说汪兆铭一些什么才好了，是表扬汪副主席已经站在了脱离凡人的高度，超越了国家民族，已经考虑到种族层面呢？还是直接称呼汪兆铭为疯子？</p>
最后，黄浩然只好冷笑着不发表意见。</p>
因为和精神病人的争吵，是不会有结果的！</p>
“其实我早就说过的，我虽然是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要对日议和，我汪某人还不够分量......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德国大使陶德曼居中调停，我觐见最高当局，他却推我去找孔祥熙，我堵了孔祥熙多次，孔始终不肯在倡议书上签字，致使调停难以为继...直到南京未陷落前……为此事写给最高当局的信，多达十封以上，当面也说过多次，然一次也未准！若是准了，南京城下何必增添那么多的死尸！”</p>
汪兆铭此时已经进入了他自己的情绪当中，他只是愤怒的向黄浩然讲述着他曾经做过的事情，在他看来，没有实权的虚位，是对日议和迟迟无法进展的关键所在，而最高当局，更是本应站在最前面顶着风云的人物，却始终装作缩头乌龟，最后居然要他汪兆铭来背负卖国的罪名，实在是被陷害了。</p>
“谋国者不应以难易定进止，更不能作个人毁誉打算！”</p>
最后这两句，汪兆铭似乎是在评价最高当局，以表达他的不屑。但黄浩然却听出，汪兆铭言语中仿佛是在为他自己打气，为他未来做出的汉奸行为找一个理由。</p>
为国家民族之存亡，而牺牲袭击的名誉去委曲求全，汪兆铭啊汪兆铭，你还真是个变态，明明是投降的行径，居然能美化的就像是壮士出征一般悲壮。</p>
这人要是不要脸起来，还真是天下无敌啊！(未完待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