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瓷之所以昂贵，除了原料中需要天然的氧化钙成分即骨粉（实际为骨灰粉），很重要的原因在是，除了繁琐的上色上釉，绘图造型等工序，骨瓷还需要经过多次烧制，而且烧制过程中极易发生釉面开裂，瓷胎变形破裂等状况，造成成品率极低。
珍珠贝瓷其制作工艺也完全等同于骨瓷，只是用精磨贝壳粉和长石石英的混合物替代了骨瓷中的陶土成分，而富含珍珠质的贝壳粉相比较陶土中的矿物质却是生物钙。
严格来讲“贝瓷”“珍珠瓷”都属于骨瓷的大范畴，是骨瓷一直没能工业化批量化生产的顶尖品种。
其实在瓷土中掺入金银，珠宝，玛瑙在明代的中国就已经出现过，烧制出的瓷器流光溢彩美轮美奂，这种瓷器在中国称之为“宝瓷”。
其中较为著名的“永子”围棋棋子，被文人称为“天下第一棋”，棋子晶莹剔透，宝石一般，就是在瓷胎中掺入珍宝。
在没有出现电脑控制的陶瓷烧制设施的时代，瓷器的烧制全凭人工操控，而世界上技艺最熟练，技能最高超的瓷器机师在中国，只是相比列强，在燃料的选用，炉窑的建造材料样式功能以及温控等方面以及瓷器的外观工艺设计方面落后。
而中国的瓷器还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把瓷器当作日用品，一种生活器具生产，而不是工艺品，或者是高端的彰显身份的特殊生活器具来生产，即不作为奢侈品，量大价低，干耗损人力物力。
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却是在于中国人的“物尽其用”，不舍得损毁有些许瑕疵的产品，而是降价销售，却不仅造成了成品价格上的不统一，最严重的是降低了整个成品的价值。
奢侈品是什么？就是富人钱多的没处花了烧钱玩的东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为的限制销售范围，销售数量，乃至销售渠道。
珍珠贝瓷的销售根本就没打算公开销售，而是作为洛克，梅隆，福特这样的财团，当然还有老陈家的专用品和馈赠用品，反正就是没事找事，说得难听是忽悠，说得好听是策划。
骨瓷同样如此，但是有部分可以流入市场，毕竟骨瓷最大的生产国是英国，其中的韦奇伍德，皇家道尔顿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著名厂家，特别是后者被冠以皇家的名号，又是英国最大的骨瓷生产厂，鲁北的骨瓷作为新产品并不具备很大的比较优势，甚至是劣势地位。
所以开拓市场的主力就是定位于中高端瓷器的新骨瓷，填补骨瓷和高档普通瓷器之间的市场空白，其最先针对的却是遍布欧美的大大小小的咖啡厅，再就是一个个富裕的中产家庭的生活用瓷。
一个普通的瓷质咖啡杯可能只有十几美分，而一个高档的骨瓷咖啡杯就是十几美元，上百美元，而更高档的却是有价无市，新骨瓷定价为5美元至8美元，每年保持五十万个咖啡杯，加上其他成套餐具的销售额度就是几千万美元，这可是笔巨资。
利益是用来分享的，舒尔曼艾斯顿就是分享这个新骨瓷产业的第一批人，也是陈建锋在洛克等财团，英系东南亚澳洲财团之外，另起炉灶培育的新的利益关联集团的首批“盟友”。虽然这样的盟友仅仅限于商业的利益纽带，但好过一点纽带都没有。
舒尔曼来华任职之前是美丽国一家公司的董事，艾斯顿却是在英国本土一家银行担任高级雇员，兼经营一家祖辈留下中等规模的农牧场，重庆英国领事卢思德是新加坡总督府府的一名职员，而美丽国驻宜昌的领事竟然由杨子江舰队一艘名叫“莫纳尔赛”的炮舰的舰长罗宾生担任。
这事看似奇怪却也正合情理，无论是英国的外交大臣还美丽国的国务卿都是随着执政党的选举发生的政府更迭而变换的，相应的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一些微调或大的调整，包括外交部在内的政府各部门在保有一批固定的职员的同时也会有一批伴随政党轮换执政上下台的官员。
而具体到在中国的驻外使节的任命上，现在几乎大小的开埠通商口岸都有各国的侨民和产业，就有涉外事务存在，而通讯并不便捷，就得设置领事馆等驻外机构，可这些外设机构的事务又并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总领事馆和大的城市的领事馆需要配备足够的人手和专业的外事官员，一些小地方的领事多由当地的侨民乃至教会人员出任。
即便是总领事和大地方的领事乃至一些中等规模城市的领事，由于其津贴较高，更由于又在中国，可以讲是个公认的肥差，很多时候作为选举获胜后的政党酬谢竞选捐款人，或是安排亲信，甚至是安穴亲朋子侄的“位子”，而真正起到贯彻国家外交政策和负责具体事务的却是那些参赞武官等职业外交官等永久性的政府雇员。
所以，与艾斯顿舒尔曼达成商业合作很正常，可是若是指望其能为鲁北出卖自己的国家的利益那就有些强人所难了，陈建锋也不会这样做。
建立商业利益的纽带是为了双方能密切关系，而不是以此要挟或是交易，商业上的合作本身就是双赢，双方已经人尽其能，各取所需。
但有了这个盟友的关系，陈建锋与艾斯顿舒尔曼的洽谈就不是那种公事公办层面上的会谈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