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8绅权
“乡民暴动？又是为迁坟。”急匆匆赶回大院的陈剑锋有点烦躁。
道路施工基本建设水利河工城镇规划都不可避免的涉及*迁占地，活人都好说，唯独死人难办，核心区对此一般采取强硬的手段，再辅以其他工作，加之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政府的威信也高，而且迁移的新墓地都是好穴址，都是几名有声望的风水先生联合选定的，所以一般能顺利的处理好这事，但在新区却难了，羊龙铁路的路基建设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若是一处两处还不需引起陈剑锋的过问，这次事件闹大了，沿线的民众聚集了十几万人，包围了施工的民军和民工的驻地，甚至还捣毁了新修建的路基，桥梁涵洞工地上囤积的钢材水泥等一些物资也被哄抢，很多设备也被损毁。
而造成这次事件的导火索却是迁坟，但却又是非严格意义上的迁坟，而是这村人怕铁路的经过坏了祖坟的风水。但这一村人的祖坟问题竟然闹成了十多万人参与的恶劣的骚乱性质的群发事件，这事就有些过了。
民军处置这些事件已经很有经验，人少时先躲在营房，随着鲁北的暴力机器开动，附近及各地支援的保安部队和民军迅速的到来，抓捕了一些闹事的首恶后，迅速的平息了骚乱，其实所谓“暴民”除了极少数的领头闹事的骨干分子，绝大部分是裹挟而来的普通民众，当然不排除其趁火打劫浑水摸鱼捞点好处的心思。
王庆文的情报部门这次吃瘪，竟然对发生如此大的事件没有任何预警，这可是在鲁北的既定核心区，当初陈剑锋可是吩咐把情报预警的重点要放在即将纳入核心区和全民军化的新区，这次事件陈剑锋尽管没有对其提出批评，可王庆文还是感到脸皮火辣辣的。
事件的起因来龙去脉经过审讯抓捕的闹事者和参与者很快查的一清二楚，得到结果的陈剑锋却显得格外的沉重，不怪他不沉重，这次事件仅仅是个开始，以后的类似事件还将层出不穷，因为陈剑锋和他的鲁北军政委员会的政策改革已经触发了整整一个阶层的利益和特权，那就是绅权。
“绅权”是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所谓“绅士”是一种半官半民非官非民的身份，在明清两代，绅士多通过科举或捐纳谋取功名获得绅士身份，在北洋政府则是多有学历和官家背景，而在南京政府时期则多为党员。
士绅中的士为职官即做了官的人，绅则为未任职官的，绅士中还有一类特殊的人群就是缙绅，即曾经当过职官的前官员，也就是说这两者几乎设连而为一的，紧密联系的，互相依存，甚至难以分割。
但又有所差异，两者代表的是官权和绅权，其中明清官制为走官即异地为官，这就造就了本地的绅权与异地的官权共存，为避免矛盾，官权和绅权在地方上是有所分工，绅权侧重于宣传教育等其他自治事务，绅士充任书院掌院，养成士子，办理社学义学，推广教育，充任乡约值月，宣讲圣喻。官权的作用侧重于征课司法保卫。
但这两者的权力却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如乡约等乡官小吏都是由绅士推举的，而吏役则是由地方官决定其去留的，保甲乡官虽然受地方官指挥，但却是都由绅士担任。
“无利不起早”，无论官权绅权都为的是私利，地方自治事务中善堂，积谷，修路，造桥，办学等但凡有利可图的事务照例由绅士担任，属于非常事务的，如开办乡民团，救灾赈济，丈量土地，举办捐税，处置摊派之类事务也非得绅士领导不可，负担归民众，利益官绅合得。
绅权是弱势群体农民直接面对的权力，绅权对农民的影响还要甚于皇权后来是国权和官权，皇帝总统甚至省长县长离得远，他们接触不到，而直接面对的却是绅士代表的绅权，而由于农民的弱势，使得绅权几乎没有约束力，一旦处于社会动荡时期，就会无限制的膨胀。
明代的绅权之盛可以从儒林外史中一见，清代初期的绅权有所收敛，但是在清末绅权的跋扈并不亚于明代，总体而言，明清两代地方基层的控制权掌握在绅权那里。之所以清末绅权突然得以跋扈却是与绅权近代的三次大扩张就开始于那个时期。
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清朝的八旗绿营军无能，只得依靠各地士绅办理保甲民团，绅权迎来第一次大发展，南方甚至出现了绅士的地方割据势力，北方差点，但各地的车马局急工局等地方政权机构都被绅士控制，乃至田赋开征也有绅士设局控制，这还是在北方绅权弱于南方的局面的情形。
清末的自治运动和立宪运动使得绅权迎来了其法律上的地位和作用，1908年，清廷颁布法律，城镇乡的学务卫生道路水利农工商务慈善公共事业，自治经费的征收使用以及个地方俺习惯原委诸绅董处置的事务一概属于自治范围，由绅士自治。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绅权摆脱了最后一道枷锁的限制，即皇权的限制，达到了顶峰，所谓地方基层的政权，族权，绅权，夫权其实是四权合一为绅权。政权由绅士把持，族权同样如此，而夫权可能只有绅士有资格享有夫权，当然作为政权族权的dai理人，绅士也是监督夫权的执行者。
陈剑锋推行全民军化很大的成分在于消灭绅权，亦是消灭旧绅权，尽管鲁北肯定会出现新绅权或者是新的利益阶层，但这两种绅权就等同于美丽国南北之争，新必须代替旧，也就是****旧绅权。
其实民国的绅士定义或者是成为绅士的条件并不比明清两代那样苛刻，但也得满足两个条件，或是有钱，或是有名即声望，而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同时还要加上一条就是的有一定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还有“土豪”之说，土豪是绅士的亲密盟友，但却又不为绅士尤其是其中的开明绅士所不齿，缘由是“土”，所谓的乡下土财主或是匪霸之类，土豪在地方基层中同样居于特权位置。
此外农村中还有一类特殊的群体，流氓无业者，俗称的二流子地痞，这伙人不事生产也少有财富家当，一般靠坑蒙拐骗偷为生，或是充当绅士土豪的爪牙为虎作伥，而一旦“条件”成熟，这伙业余匪盗很可能就转化为职业匪盗或是官兵。
但正由于他们的无产性，却是之前的辛亥革命和后来的大革命的骨干或是积极分子。一般的骚乱动乱这伙人更是排头兵急先锋，这次骚乱事件中绝大部分领头闹事的是这伙人。
当初鲁北老区绅权没有对新生的鲁北政权带来多大影响，原因是各方面的，其一是寿光益都的两次动乱严重的打击了当地的绅士阶层的统治，其二，鲁北一开始并没有对绅权开战，各县县长多是由当地的绅士担任，乡镇以下的政权除了核心区之外都没有大的动作，税收等地方事务也多交由原来的绅士吏役打理，其三，实行配给制使得原来一部分绅士主动脱离鲁北，其四是军队和民军的强大，特别是五六十万民军已经是核心区总人口的很大一部分。
而伴随着鲁北的政令政策的推行，鲁北政府在老区已经具有相当的威信，有了足够的群众基础，建立了相对扎实的统治，所以在核心区推行全民军化，非核心区老区推行半民军化改革并没有遭遇大的反对，原绅权中的绅士大部分转换为新绅权的绅士，反而为鲁北服务，还是各级政权的中坚。不得不承认，教育程度和财富多寡是成正比的，这也是导致这一局面产生的源泉。
但在新区却不行了，那些关于妇女禁止缠足，禁止纳妾即征收重税等政策的推行只是触及原来绅权的皮毛的话，而民军的进驻的同时，原来的属于政府学校的公田就被政府收回，同时这些绅士也就丧失了这方面的权力和利益。
而打击是接踵而至，水利河工道路桥梁的建设都由鲁北政府相关机构统一进行，原来的丈量田产征收税赋也由于民军的进驻和监督机制的健全，其中的猫腻难以复现，最大的打击是无论田产的所有者是谁都要按照规定的税率纳税，这就剥夺了原来的负担由贫民承担，利益官绅合得的特权。
还有一点是，若是强行把负担转嫁给贫民，不说是否政府准许不准许，现在的贫民已经不是非佃租他们的田地才有活路，很多出路，有些公田是正常地租的，还可以移民或是参加民军，到时候，地租不出去，若是撂荒政府要重罚的，损失的却是绅士。
而且这种政策还是陈剑锋决定暂缓推行全民军化后颁布的低调方案，若是按照激进的方案那就像朱焕龙那样成为手拿“标准亩”凭证的无地户了。绅士们不能坐以待毙，暗中串联，这就是骚乱事件的缘由……
“坐下谈，你认为当初强行剥夺你的田产合不合理？你有没有怨言？若是你没有在民军中担任职务，你会不会无动于衷？实话实说。”陈剑锋示意有些局促不安的朱焕龙坐下。
“司令，这个…这个，确实不合理，当时我和其他田多的人都有怨言，那些地得来不易，肯定舍不得。”朱焕龙怎么也没有想到与仰慕已久的司令第一次见面却是这样的情形，这个看上去比自己小很多像是个教书匠的年轻司令和自己并没有寒暄多久就直接切入话题，骚乱事件在他这个层面上的高级军官中已经不是秘密，他的同学们包括他在内对于立即镇压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后续处理却发生了分歧，“苦出身”的要求连根端了，一劳永逸，像他这样不多的人则考虑采取点怀柔的策略。只是没想到在骚乱被弹压后不久，他就接到了陈剑锋接见他的同志，面对这位鲁北之王，朱焕龙有些紧张，而司令的问话让他更为紧张，说还是不说，说吧。但话到嘴边他又有些犹豫，这话有些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