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的粮柜就是直接的浮收，他们欺负老百姓不识字，要老百姓交五角，他们开四角的串票，而且串票上的字迹故意写的歪七扭八模糊不清，让人无法查验辨别，这样一来累计又能每亩多加上几分钱，大多落入这些柜书的腰包。
到了最后，一亩地所收的仅仅田赋和田赋的附税就能从0.15元窜到四角多，而咱们这里的田地大多是一年一熟或者两年三熟，每亩地就是一担多粮食，也就能卖个四五元钱，除去种子肥料雇佣必要的人工以及其他的用度，自己搭上功夫，也就是能剩下一元多钱，也就混个吃穿，万一赶上灾年税负不会少，百姓种地就赔本了。”
陈剑锋默算了一下“一亩地还有八角钱左右的利润，一般的农户自己都有十几亩田，就十多元的纯收入，再加上打个零活，日子也能勉强过得去，不知道佃农的日子咋样？”
孙平志苦笑一下“司令有所不知，平志还没有说完，咱们上面说的只是田赋和正规的附税，还有摊派没有说呢？像原来各县的警备队民团这些机构的费用全部还是由县里的百姓负担，这还仅仅是固定的摊派，就能占到正常的赋税和附税的一成，还有临时性的摊派就难说了，一般的话没有什么大事，也和正常摊派差不多或者高一点。
司令还没完呢，到了乡村还有自己的摊派，这部分摊派也和固定的摊派临时的摊派差不多，这样零零总总全算上仅仅是正常年景下每亩地的税负就能达到七八角，这还仅仅是现金和从田亩里收的税费，农民还有征派，就是或是省府县府统一组织的河工道路的修葺以及一些杂活，尽管农户不出钱，可却出了人力还要搭上伙食，最让老百姓头疼的却是军队的征派，不仅搭上人还要搭上牲口，现在养头大牲口不是小家小户能办得到的。
至于租佃农，咱们鲁北纯粹的租佃农不多，大财主也不多，大多是不在家中居住的有田产的人才会长租田地，租佃农大多是半自耕半佃农，一种是田主负责种子牲畜农具和捐税，分种的庄稼不同，小麦是1比9，高粱和谷子是2比8，其他的3比7分成，主家是大头；还有一种是对折分，主家负责丁漕附捐佃农自备种子农具牲畜又称大种地。再就是租田，就是一亩地一元左右，主家收钱后啥也不管。其他县的情况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据我所知，纯粹的租佃农咱们山东不多，占不到农户的一成。”
“我记得递解到中央财政部的田赋那几年不过六七千万元，自打袁世凯死后，尽管田赋大多被省内挪用已经不再全额递解中央，可是仅仅咱们十个县就能收到百万元，那么全省不得上千万，这是个大数字。即便是百万元，而且仅仅是一季税收，咱们鲁北也不算富裕，怎么可能会有这样高的数字呢？”
“这事情平志就不太清楚了，咱们山东省有一亿多亩的田地，刨除因灾受到影响的地区，按照鲁北收取的秋冬税的数量来算，正常年景应该在千万元以上，但司令不要忘了，督军省府那些当官的吃闲饭的人也不少，这些钱还不够人头费，更无论办公经费。”
从孙平志那里没有得到确切的数据，陈剑锋让孙平志稍微一等，就一边回忆自己的有关印象，一边默算着各种数据。
在陈剑锋的认识中，民国成立，实行**集权的袁世凯企图实行中央统收统支的财税体制，每年递解到中央财政的田赋即土地税一般在七千万元上下，考虑到中央对南方新归附的“叛省”的控制力，东北还在开发的初期，西北贫瘠，主要依靠江南和华北的田赋差不多就是这么多。因为中央递解到的都是正税，没有加上附税。
但袁政权倒台后，各省都是军阀当权，“中央财政日轻，地方财权日重”，北洋时期财权由中央向地方的过度倾斜，不仅表现在地方对农业税的任意截留和额外追加，预征，而且表现为有权决定对农村任意征税摊款抓差，从而加强地方军阀割据的经济实力。如此，来自农村的收入脱离了国家的财政，中央不但对地方财政渐失控制，甚至在财政上反而仰赖地方的鼻息。
其后的国民政府实行了分税制，为了遏制地方军阀的经济势力，实施“弱省强县”的财政政策，将财权大多集中于县一级，但不管怎样，自袁世凯倒台后，中央对地方上的财政控制程度就一直很差，即便是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中央也仅仅是形式上对农村的税收有控制权。
军阀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方就在于掌握了一地乃至一省几省的财政大权，有实力扩充自己的势力，自己或者军阀间彼此联合对抗中央，而这种财政上的自主权根子在南方，缘由却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财政捉襟见肘的清政府为了满足镇压太平太平军的湘军淮军等军队的军费需求，开始了厘金制度，由各军通过收取厘金满足自己的军资需求。
经济上开始自主的这些南方军队的督抚们接着又有了一项新的权力，由于战区的地方官很多死于战乱或是弃官潜逃，文官多不愿意去战区任职，这就造成了许多空缺的官位，清政府一方面是为了填补空缺一方面是为了恩赏前线的领军将帅，就把战区一些文官的任免权交由其处置，这就为军阀的产生从政治上奠定了基础。
湘军官兵多为乡党，而官兵又受到当时的士绅财主的支持，许多官兵直接就是其中的一员，清末的地方实力派在士绅地主的支持下隐隐能在南方省份和清廷对抗，这才有了庚子年的“东南互保”，而辛亥革命更是由南方各省各自发起“起义”“独立”于清廷的方式获得成功的，这进一步夯实了南方军阀的根基。
相对来讲，反而北方的以直鲁豫为代表的诸省却是位于清廷的统治中枢附近，“独立”的意图和根基都很差，成为直至袁世凯政权倒台前中央能有力控制的不多的省份，也成为中央能有效控制农业税赋的地区，这样算来，山东的田赋递解到中央的额度应该在六七百万元以上，现在一千多万的正税附税的总额可以说确实是山东的以田赋为主体的农业税赋的真正数据。
“这样看来我们定的税额不高？你说的青天是咋回事？”通过推论，陈剑锋意识到田赋数据仅仅是农民负担税赋的明面部分，而省府县府的直接盘剥浮收，和底层官吏经办人手的暗中浮加，农户负担的隐形税负可能是明面部分的好几倍。
“民众实际的纳税负担低了很多，司令，咱们鲁北这近半年没有搞过摊派，也没有官差，县费乡费这些摊派大多都是从行署财教处统一列支，县乡的人头由于驻军和原来的生产建设旅团承担了大部分职责，也是大幅的裁撤冗余人员，办公经费也是一再的压缩，咱们行署自司令以身作则从上大下，也是不断地压缩开支，唉，司令难只是难自己，没有去难百姓，这是民众负担税负少的根本原因。
再一个是征收过程中，一是原有的县长等官员都被裁撤，之前的供给制的实行也把大部分原来的胥吏挤兑走，这样新换上来的官吏大多还按套，咱们行署也接受了寿光的教训，怕下边的人胡来，不断的派人明察暗访，监督税赋的征收，防止舞弊的出现，这一切又使得柜书的浮收得到遏制，二是咱们的由生产建设部队改编的驻各地的民军作为征税的主力，他们都是严格的执行咱们行署的规定，明目上的浮收没有出现。
司令还有一点却有由于您的德政，扫盲尽管开始不久，可由于咱们教授的都是最实用的东西，而又在扫盲中进行了一些法令的宣传，百姓们识字后首先不会再吃原来串票上造假的亏，其次对于此次征税也都明晓缘由内情，所以也不会被蒙蔽。
少交了这么多税负，百姓们能不称颂您为青天吗、司令，青天确实是名之所归。”
“咳咳，这样。”陈剑锋有些讪讪，自己只是把不正确的东西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反而只是因为自己做了该做的事就能获得这样高的赞誉，这个时代看来确实不正常。
突然，陈剑锋想到一点，“平志，你有没有听过官兵和强盗的典故。”陈剑锋随后将自己那年月看过的《康熙皇朝》中吴三桂对部下说过的“官兵剿匪，匪都没了，要官兵何用”的典故演绎了一番说了出来。
孙平志眼里精光一闪，一下子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司令高见，司令大才，此事虽说有违常理，可却是事实，司令的意思平志有所领会，我们应该加税，老百姓日子过得舒坦了，咱们的民军就对他们的吸引力小了，不知平志这番猜测是不是司令的用意。”
“差不多，咱们不指望着抠唆盘剥百姓活命的钱改善咱们的财政窘况，可是咱们也得设法让百姓按照咱们的路子走，强迫也是一种方法，但最好还是要让百姓自愿的选择加入民军，加税就是一种方式，参加民军少交赋税，否则是重税，而且是活不下去的重税，你再辛苦一下，再结合其他的办法，和刘怀庆他们商量出个具体的方案来。”
坏事有时还真的是好事，现在的鲁北，陈剑锋有时还真是希望所有的百姓都活不下去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