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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七点,新管会四周皆是炊烟四起,群狗乱吠管会楼下的人群,多半与粟家之事没有直接关系,肚子饿了,在家里人的呼喊之下,东一个,西一个,纷纷散去了。
留在新管会办公楼的,全是粟家林的直系亲属,他们不屈不挠地守在了新管会会议室里。
侯卫东还是强调他的观点,“送医院,先医治再说。”
粟家一位女人道:“我嫂子耳朵打聋了,我们要把打人凶手游勇送到公安局去,你别蒙我们,我粟家人也有读书的。”
侯卫东态度还是很强硬,“你光说游勇打人,游勇为什么打人,谁叫你泼尿,有这样做人的吗,我来泼人一身尿试一试,看你动不动手。”他说得义正辞严,声势逼人,粟家人一时气夺。
他又放缓了声调,道:“你说嫂子被打聋了,口说无凭,必须拿到司法鉴定。”
粟家林哭丧着脸道:“游勇打人总是事实,我堂客要治病,你们总得拿些钱。”
“你们将病人送到县医院,司法鉴定出来以后,如果确实是游勇的责任,你们凭发票来报帐,一分钱也不少你们的。”
副主任张劲当过多年的镇委书记,处理这些事情经验很丰富,他见侯卫东态度强硬,就在一边缓和气氛,他拿着一包红塔山,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散烟,一边抽着空子与粟家人聊着闲话。
粟家林原本以为新管会的干部打了人,便会息事宁人,谁知新管会主任侯卫东很不好说话,他心里着急。道:“我们家里的钱全部投到了厂子里,送人到医院,医院就要现钱,要么你们先拿钱到医院,要么我们把人抬到政府院子里去。”
张劲在一旁打圆场,道:“我们去和医院联系,先把人送去治病,钱就挂在帐上,老粟,你看行不行。”这个办法。其实也是承认了新管会出钱医病,只是出钱的角度不同,这在法律上的意义是不同地。
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政府出钱医病,有理也会亏了三分,以后打官司,相对人可以一口咬定:“如果你们没有错,那凭什么帮我们付钱,既然当初付了钱。你们就一定有错。”因此,帮着出钱医病会让政府很被动。
但是。如果政府不出钱,却又不人道,而且事情不好收场,所以张劲就出了这个主意,算是取了中庸之道。
双方就这个问题又搓商了一会,最后粟家的人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粟家林道:“我修了那个蘑菇房,花了两万多元,拆掉这个蘑菇房,必须赔钱给我。去年征地得的钱,我用了一半建这个蘑菇房,如果被拆掉,我就只有到新管会来吃饭。”
张劲笑眯眯又递给他一枝烟。“救人要紧,你们先将人送到医院,那个菇房暂时不动。”
粟家林当过队长。办事很牢靠,不理睬张劲的拉拢,道:“你们要给我写一个字据。”
:=过新管会授权,粟家林根本没有权力在老厂房里建这个作坊,至于搬迁的损失,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只能是由粟家林自己负责。
法律虽然规定得很清楚,但是现实情况又是一回事,粟家林的行为虽然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可是强制拆迁蘑菇房,粟家林就会损失一半的拆迁费,这种损失,对于益杨新管会的普通农家来说,根本不能承受。
处理这零级大神,如果是律师就很简单,粟家不仅要无偿退出厂房,恢复原样,自负损失,甚至还要因为擅自占用他人财产而对产权所有人进行补偿。但是作为政府官员,顶着人民政府地帽子,就必须考虑社会效应,考虚粟家林家中实际的生活,考虑到粟家林以后生产需要。
侯卫东忍着气,道:“不写字据,你们村支书在这里,人大面大的,我说话算话,暂时不拆除你的蘑菇房。”
晚上八点钟,事情暂时得到了控制,粟家十来口人离开了新管会。
杨柳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请示道:“侯主任,已经八点钟了,我建议到城里吃饭,就到重庆江湖菜馆,价廉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