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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广州的蒋大力果然是信人,很快,钱就到了侯卫东帐上,而且,不是二万,是三万。
蒋大力说得很直白: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都在酒吧等娱乐场所泡着,专门陪医院的头头脑脑们花天酒地,除了毒品不沾,吃、喝、嫖、赌四毒俱全,赚钱快,花得更快,这三万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就算是支持好兄弟创业。
而对于侯卫东来说,这三万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三万元在手,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不过,侯卫东并没有一下就把这三万元拿出来,英刚石场毕竟是合伙企业,他和曾宪则的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按照侯卫东的想法,两人利润平分,曾宪刚也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因为困难就减少责任。
这可能也是学法律带来的细致和冷冰冰吧。
侯卫东实事求是把镇里面的情况给曾宪刚说了一遍,道:“我没有贷到款,回家又借了一万,家里也没有钱了,你还是要想办法,基金会的宗旨就是服务当地村民,你直接去找粟镇长,请他出面帮你贷款。”
曾宪刚原本指望着侯卫东再找两万元来支撑局面,没有想到他空手而回,前期投入了这么多,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咬了咬牙,道:“为了开矿,我已经将所有家产全部搭进去了,现在只有拼了,我和黄站长有些交情,我直接去找他。”
他是第一次办企业,一下子投入这么多,心里实在没有底,但是他相信侯卫东一定能想着办法把石场搞活,也就孤注一掷了。
曾宪刚找黄站长贷款,尽管是熟人,前前后后还是花了一个星期,侯卫东还特意借了五百块钱给困窘的曾宪刚,让他请客吃饭,最后,贷下来一万元,实际拿到手的只有九千,另外一千元就给黄站长作了回扣。
贷一万元,黄站长居然敢吃一千的回扣,这大大地让侯卫东开了眼界,他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二姐侯小英对于贷款信心十足,同时明白了为什么同是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工作人员只能穿六七十元一双的皮鞋,而基金会的人就能穿三百元的皮鞋。
同一个镇政府,同一座小楼,里面的人却过着不同的日子,有句老话叫做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侯卫东读大学时,还信了三分,如今活生生的现实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因为分工不同,才产生了高低贵贱之分。
在侯卫东的坚持下,石场按时发放了二十三名村民的工资,准时得到工资,让村民喜出望外,杂交水稻推广以后,农村基本不缺粮食,就是缺现金,虽然每月只有四百五十元工资,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也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有一家夫妻俩同时在石场上班,一下就拿到了九百元钱,小两口很高兴,就去买了一个猪头,在自家的池塘里打了几条鱼,就在石场煮了,请侯卫东和曾宪刚喝酒。
石场的坝子,曾宪刚的妹夫搬了两张大方桌,二十多人围在一起,吃肉喝酒,气氛极为热烈,看着拿了钱的村民高兴的样子,侯卫东也感到了丝丝满足。
能够解决村民的困难,给村民带来欢乐,也是一件愉悦的事情。
等到交通局工程队进场以后,英刚石场备料已达了七千多方,工程队的项目经理梁必发原本不情愿来修上青林公路,这种小工程即麻烦又没有多大搞头,只是当作政治任务这才带队上山,可是到了现场,现场条件出乎他的预料;
一是上青林公路毛坯拉得极好,只比正规施工队略逊一筹,农村基本上没有施工仪器,能做到这一步,实在难能可贵;
二是看到备料充分,片石、碎石堆成了小山,这就意味着施工进度就可以加快;
零级大神、碎石质量上乘,而且基本合乎规格,用起来很顺手。
现场条件不错,意味着工程能很快完工,梁必发这才露出笑容。
梁必发父亲是山东人,也是刘邓大军西南服务团的一员,解放后,就留在了益杨,当了益杨县副县长,梁必发身上也有山东大汉的特点,身材高大,体形魁梧,又喜欢穿一件牛仔服上衣,说话直来直去,很对侯卫东的脾气。
每天上了工地,侯卫东就专门给他泡一大杯益杨茶,然后,有事无事陪着他在工地上四处走地,侯卫东对于公路的每一段都熟悉,梁必发有问,他一般都能脱口而出。
施工很顺利,五月初工程就结束了。
当施工结束的时候,侯卫东和梁必发已搞得象兄弟一样,连工程队的人都戏称侯卫东是“侯副经理”。
五月十五日,据说这是一个黄道吉日,上青林通车典礼正式举行。侯卫东工作组副组长的职务被免去了,但是
修路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并没有被免去,在跃的坚持之下,办公室杨凤还是通知他参加了剪彩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