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七哀诗》
董卓入关，战鼓渐息，义旗飘散，关东联盟自行解体，以函谷关成为双方默认的分界。关东牧守正在为一城一地的得失互相争斗着，以“实力”为中心的多元格局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澄清，而这就是士人在群体价值理想遭到毁灭之后，基于自身生存利益，由消极的怯懦走向普遍强权的必由之路；关西则处在武人的压制之下，似乎已经没有了士人生存的空间，但残留在长安的洛阳旧臣却思图生机的再现。缺少了关东士人武力的支持，旧臣们会有所作为吗？
旧臣中，如荀攸、郑泰、何颙、种辑、伍孚等人就形成了秘密的结社，密谋诛杀董卓。种辑，事迹不显，可能与种嵩、种劭同族。荀攸、郑泰、何颙、伍孚，都是何进招揽的海内谋士，是诛杀宦官的谋主。在董卓进京后，郑泰、何颙又受到董卓的信赖。他们原本就与袁绍等关东士人有着密切关系，把董卓视为敌人，并不奇怪，而且这可能就是此前周毖、伍琼行政中诛除董卓的在朝中坚力量。但奇怪的是，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却孕育着一种“另类”的倾向，这在他们的谋划中就已经表露了出来：
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崤、函，挟王命以号令天下，桓、文之举也。（《三国志》卷一〇《荀攸传》）
刺杀董卓是任务之一，而杀董卓后的安排却是隔绝东西，视天子为傀儡，“挟天子”以争霸天下，关东士人已非故友。看来，士人阵营的分裂已不仅仅是关东士人对洛阳旧臣的舍弃，而荀攸等人表现出的对天子的态度，即将成为一种政治思想潮流。
荀攸等人要刺杀董卓，得到了老臣们的赞同，司空荀爽、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也参与其中。荀爽，不必再着笔墨了吧。然而，在迁都时保持低调的他，为何要舍生就险呢？这与他一贯的思想相差太远。或许是因为，远离了关东武装，身陷死地，自觉时势不会逆转，苟活于世已无意义，不如拼死一搏？王允，当年何进幕府中一员，在董卓面前，很懂得隐藏自己的信念，董卓也就把他当成自己人看待；黄琬，名公黄琼之后，在迁都之议中站在董卓的对立面，受到打击，被罢官，到长安后，做了司隶校尉。
作为刺杀董卓计划中的一步，王允与黄琬、郑泰谋划了一次大胆的人事调配，由王允向董卓直接提出，此事见于《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
（王允）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
谋求武装，对抗董卓，就是这次谋划的核心。但董卓对此，戒备十足，虽然有堂而皇之的旗号，但是与武装沾边，又与当年韩馥（书中以刘钺为原形）等京官外任地方有着雷同之处，董卓绝不答应。王允等人的计划随之流产。
而激进的士人已经无法抑制仇恨的心情，毅然走向了杀身取义的道路，侠客伍孚就是他们的代表。
一日，伍孚内着小铠，在朝服内暗藏佩刀，去见董卓。一番言语之后，伍孚告辞离去，董卓送至门口，就在此时，伍孚拔出佩刀直刺董卓，怎奈董卓出身行伍，身手也颇为敏捷，遭遇突变，却也能避开这致命一击，伍孚则被董卓手下拿下。董卓对此大为不解，问伍孚：“你想造反不成？”伍孚此时也只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一腔激愤，他说：“你我并非君臣，何言造反？你乱国篡主，罪大恶极，今日诛杀你这恶贼，恨不得将你车裂于市朝以谢天下。”然而激愤的言行终究没能挽救东汉政治的颓败，伍孚的热血也未洗净这沉沉的黑夜。这时的董卓手握杀人的屠刀，做着足谷翁的美梦。
自从入关以后，董卓不再去理睬关东新士人的举动，而新士人之间的拼杀，使得他们也暂时忘记了偏居长安的汉室朝堂的存在。在相对“清静”的环境中，董卓开始了他无忧无虑的建设。先是在长安城以西的郿县（今陕西省眉县东）建了一个高大的“万岁坞”，在里面囤积了足够消费三十年的谷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里，我足可以好好地过一辈子了。”对还在残喘的汉政权，董卓也不再像在洛阳时，放任士人去操纵日常的行政事务，在长安，汉臣们都要去董卓府上汇报自己的工作，董卓这时也给自己增加了许多尊贵的称号，并给自己的兄弟子孙封官晋爵，就连七八岁的*童都封了侯。刘姓的汉室实际已经淹没在董姓族群中了。而此时的汉中央政权似乎已经退化为一个在董卓摆布下的区域性的地方政治单元，董卓完全可以取代它的位置，将自己的门面再粉饰上一层金漆。但他却始终没有走出这一步。<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