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公之斯是向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向我学的射箭。那尹公之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所选择的朋友也一定正直。”子濯孺子说：
庚公之斯追上来了，问：
“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呢？”
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疾病发作，不能够拿弓引箭。”
庆公之斯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箭，尹公之他又跟您学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箭术反过来害您。不过，今天这事是国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做。”
于是抽出箭，在车轮上敲打了几下，把箭头敲掉，发了四箭然后就回去了。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诡诈之术与厚黑之学滥觞。
泓水之战成为礼文化的最后绝唱，宋襄公以仁义之师，等待楚军渡河后列好阵势，才下令出战，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中箭，半年伤重而死。
阖闾，其子夫差灭越，越王勾践入臣于吴。吴王病，勾践用范蠡计，入宫问疾，尝吴王粪以诊病情，吴王喜，勾践遂得赦归越。
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完全背离了传统的人格理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什么义与不义，只有胜或者不胜。传统贵族分庭抗礼的游士崛起，虽然世道离衰，但也又物力的进步。
《礼记》有云：’射者，仁之道也……“故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弯弓射箭作为考核人才的标准，不仅仅只是一种技艺。
“孔子复周礼”，以能射者为尊，“射”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为贤德的尺度，“修身而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将安能以求饮”。
孟子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在儒家看来，“射”与“仁”、“礼”有着密切的关联，“故事之尽礼乐而数为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射箭完全是一种礼乐教化的方式。
“天子作弓矢威天下，天下盗弓矢以侮天子。”尚武成风的商周时代，弓箭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内涵，被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射礼。
按照《礼记·射义》的解释，射礼不仅选拔一般的人才，即使贵为诸侯，也要通过射礼来选拔。
“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五射”是指五种射技，依次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和井仪。
白矢是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是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
剡注是说矢发之疾，瞄时短促，上箭即放箭而中；襄尺是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是指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
在周朝官制中，“射人”是一个重要的职务，他们除了掌管射仪之外，重要的人事安排也都由其掌管，并负责祭祀、朝聘、出征、大丧等重要礼仪。即使到了秦汉魏晋和隋朝宋朝，沿袭自“射人”的“仆射”一职仍为诸官之长。
周礼提倡以射观德，由此产生了射礼。“射”字是包括“身”和“寸”。“寸，法度也，亦手也”；“身”即人身，“射礼”就是为了树立人的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弓箭从一种技术被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并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审美的礼仪文化。
礼射注重的是人的品行，射以养德，古老的传统不主张射穿其皮，只要能射中目标即可，甚至稍微偏一点都是可以的。
心相对柔软而耐压缩，放在内侧，坚硬抗拉的边材则作外侧。这可以通过观察横截面的木纹来判断，相对稀疏的一侧是外侧。
通过切削木心一侧，把材料修整成中间厚、两头略薄，然后再由两个侧面将两端稍稍修窄，略如扁担。
两端再进一步用刨子将横截面修整成八边形。
在修整中，要做到表面平整、两端对称、厚薄一致，才能发力均匀。削出形状后，要通过弯曲试验来检查弓的各段弹性是否均匀。
由于天然生长的木质很难完全均匀一致，可能有的地方硬一些，有的地方软一些，仅仅外形均匀未必力道就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