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骊山富贵亭中，脚边烧着通红的炭火，朱富贵皱着眉头听杨六汇报天津拳乱的情况。
华北地区自古以来民风彪悍，一直都有习武练拳的传统。
近几十年，随着清廷控制能力的进一步拉胯，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拳社和会道门越来越多。
义和拳本身就是华北地区的一个习武为主的，民间组发组成的会道门。
类似的还有梅花拳，大刀会之类的组织。
更加古老的就是大明的老朋友白莲教无当圣母弥勒佛祖了。
但即便如此，拳乱提前30年出现还是大大超出了朱富贵的意料。
在后世，很多人认为义和拳是愚昧无知的代名词，比如说曾经有一本叫做《李富贵》的远古神书，便对以拳民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写得入木三分，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
这种看法当然不能说全无道理，可一旦脱离时代和背景看问题，看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面。
义和团绝对不是二十一世反智教育下，剪5g电缆，指控口罩内有天线，疫苗中有病毒的无理智群体。
他们本质上是一个民族到了最低谷，在现有体制下穷尽所有手段却完全看不到希望之后绝望的呐喊和自我拯救的最后燃烧。
可以说，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生死存亡之际连一场义和拳都组织不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必然是没有分毫血性的，是没有希望的，是不可能浴火重生的。
生物学上有一个名词，朱富贵觉得用来形容它十分恰当，那就是免疫风暴。
面对汹涌的外来病毒，前几道屏障束手无策，于是免疫系统自发的决定放手一搏。
于是就有了：“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
也有了：“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尽消然。”
有一说一，从义和团歌谣可以看出，义和拳确实没有睁眼看世界。
他们居然不乳法，把“大法国”排在第一个，而且单独列出以示重视。
当然，在这个时空，肯定是没有“大法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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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拳乱和历史上一样，拳乱起自教案，又是洋鬼子的干的好事！
说起来，拳乱的提前爆发其实与大明也大有关系。
历史上，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开通租界，获得传教权力之后，教会便成为了殖民者的前锋队，与当地百姓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遍及大江南北各地。
按照广为流传的说法，不少青皮流氓见风使舵加入了西方人的教会，成为教民，反过来压迫中国人。
比如说，《李富贵》一书中，李富贵便第一时间做了汉奸二鬼子，投靠了教会，并依靠神父的信任左右逢源。
而后世不少“学者”也指出，无知的愚民不可理喻，才是造成了与教会的冲突，洋人神父和修女们，都是品德高尚，慈悲怜悯的。
他们建医院，办学校，抚养孤儿，乐善好施。
至今我国不少医院、学校的历史都可以上述到教会时期，并且将它们的创办人描绘为为了中国人民无私奉献的超级大圣人。
但是深知自中世纪以来，及至后世，这些家伙的种种丑态，朱富贵向来是不吝以最恶毒的想法来推测耶教的布道者的。
因为大明一贯以来旗帜鲜明的反耶教形象，并且痛击天主孝子，大明在基督世界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的洪水猛兽。
哪怕就算是大明的盟友普鲁士与大明交往的时候，也只谈凯撒，不谈上帝。
这事就没法谈，一谈就得掀桌子。
好在普鲁士人与土鸡一向合作愉快，有着与异教徒交流的充足经验。
加上俾斯麦的务实作风，大明与他们的交流还算愉快。
总之，无论新教、天主教又或者东正教，都将大明视之为敌人。
当大明借助左李二人基本控制江南地区之后，大批的传教士前往了天津、河北等地。
而如今，鬼子六虽然被杏贞罢免了总理衙门一职，但30岁的杏贞毕竟不是50岁的杏贞，没有那个手腕和控制力，鬼子六依然保留着天津的基本盘。
洋人到了鬼子六的地盘，那自然是如鱼得水，一拍即合。
虽然清廷几次下旨申饬，不过鬼子六还是阳奉阴违地在天津建了十几座大教堂，并允许神父以个人名义雇佣洋兵进入教堂，作为护教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