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守财可以理解为藏富于民，言下之意无论土地归谁，财富最终都属于朝廷，所以没必要抑制兼并。考察宋朝的土地制度，不抑兼并、田制不立是突出的特点，既没有像唐朝初年通过均田、限田对土地资源实施一次再分配，也没有对土地买卖给予限制或打击，反而从立法的角度对土地交易进行保护，对于历来都很敏感的土地兼并问题，宋朝的统治者其实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宋朝统治者看到兼并之势已无法阻挡，与其陷入周而复始的死循环不如另辟蹊径，干脆不管不问任其发展。还有人认为，宋朝的建立模式较为特殊，与两汉和隋唐不同，它是唯一没有通过大规模农民战争而实现改朝换代的，赵匡胤通过兵变黄袍加身，延续了后周的统治体系，抑制兼并的内在压力不足。
这些因素或许都有，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考察宋朝放任土地兼并的背景还应追溯到唐朝的中后期。唐朝立国后实行均田制，这是一项抑制兼并的重要政策，核心是平均占田和按人丁纳税，这项制度创造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随着制度效力的逐渐消散和灾荒、战乱的发生，唐朝中期以后大量人口失地逃亡，原有的税收模式难以为继，朝廷不得不实行摊逃法，让未出逃的人去承担出逃人的税赋，激起更大的矛盾，均田制于是瓦解，两税法应运而生。
宋代的地主被叫做主户或田主。他们占有了土地资源，雇佣佃农为自己耕种，本人算是脱离了生产。但国家也就不再找耕种的佃农去直接收税，而是找上了这些田产的所有者。因此宋朝管理财政的官员也将这类人称为税户。
相对拥有大量财产的田主，失去土地的人则有两个选择。要么前往城市发展，也可以成为佃农。他们中也不乏把土地主动卖给田主，成为后者附庸的人，因此又称之为客户。毕竟大宋已经有了那么一点资本主义萌芽，这也造就了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大宋。
但是土地兼具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内涵，放任土地兼并等于将具有政治要素的土地逐渐变为单纯的经济资源，虽然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
宋朝把农户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是有土地的农民，他们要向国家缴纳土地税；客户是没有土地的农民，通过佃种别人的土地获得收入，虽然不需要向国家缴纳土地税，但要承担高额的地租。
而宋朝的土地集中度极高，主户中的前三等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不到一成，占有的土地资源却超过三分之二，竟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民是没有任何土地的，这自然很快就把社会分成几等，贫富差距日益巨大，而商人在大宋的地位一直都不低，有了钱的人也都会毫不犹豫投入商道，而这既造就了一个豪富的大宋也造就了一大群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