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登基后，与军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碰撞，以长州藩为首的军部的掣肘，迫使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的裕仁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主要是年轻的下层军官，欲代长州藩统领军部，将军队变成真正的“蝗军”。
在昭和初期，日本的军国主义右翼势力急速发展，军部中的好战分子甩开政|府一意扩大对外侵略，其主要目标对准中国的东北。
此一时期，由于刚上台的裕仁天皇精力主要放在对军部的控制上，因此日本军国主义多有掣肘。从大局上，此一股好战分子尚未能如后来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游刃有余。
被裕仁信任的永田借着天皇对军部的控制这股东风，在日本逐渐实施的国家总动员计划中，永田的建议不仅多被采纳，并且也是主要的推进者，有些做法和中国张汉卿力推的行动不约而同的惊人：
日本树立总动员体制，在陆军省增设“整备局”，辖“动员”、“统制”两课；内阁方面，则新设“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由内阁法制局长官兼任委员长，各省推派委员及干事各一人。永田为代表陆军省的干事，实际主持该委员会业务，领导总动员体制的规划。
有中国做参照，永田不仅要求重整军备，而且要求政治、教育、经济、社会一切都纳入总体战的范畴之内，树立国家总动员的体制，这与中国目前在张汉卿引导下的人民战争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永田迎合了裕仁的意图，借此压倒标榜皿煮自由的政|党政治，造成军国主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永田出身军人的先天性不足便暴露出来----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而不是相反，张汉卿牢牢把握住了度。
在思想领域，还在1919年，永田奉命担当思想问题研究的时候，就研究了国民精神的总动员。
由于他的建议与规划，陆续将年轻优秀的退役军官安置到文学校担任教官，实施学生军训；对社会青年则设置“青年训练所”；同时配合“在乡军人会”活动的加强，把忠君爱国思想、皇道神权意识，注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以团结国民精神、统一国民行动。
所以宇垣一成曾经在日记上夸下海口说：“无论平时战时，举七千万同胞，在至尊统驭之下，奔驰赴命者，唯我普遍触及二十余万现役军人、三百余万在乡军人、五六十万中上级学生、千余万青少年之陆军，足以当之。”这一结果就是著名的日本“皇民化”运动。
在乡军人会的创建人，即将担任首相的田中义一就曾得意忘形地宣称：“我有在乡军人300万！”
在欧洲前线的经历，让永田认识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巨大作用：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出现了飞机、潜水艇、战车、巨炮、轻机关枪，甚至连毒气也成了武器，十年前日俄战争时代的枪炮，完全成了废物；日本如果不能及时实施武器革命，在世界上将无法生存。
田中首相也提倡与侵华政策密切相关的“产业立国论”，认为日本“天然资源极为安全，而人口增长率却为世界之冠”，因此，“粮食之充裕，工业原料之确保，实在决定帝国命运之大问题。”
在这一点上，两人虽然并非师出同门，却意见不约而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