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匈牙利王国普雷斯堡前往阿奎莱亚主教国，路程近三分之二都要经过利奥波德大公的奥地利大公国和施蒂利亚公爵领地。之后再从神圣罗马帝国边区的卡林西亚山口就到了阿奎莱亚。
卡尔曼怀中怀揣着父亲安德烈二世写给利奥波德公爵的信件。虽然卡尔曼并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内容，但是他估计也是自己父亲希望让那位利奥波德公爵能够照顾自己一下的内容。其他还有什么，他就不得而知了。
卡尔曼背后靠着脱里骑在马上。一行人出了普雷斯堡后沿着多瑙河向传说中的那做维也纳前进。
本来卡尔曼出了城堡以后就比较兴奋，因为可以看到传说中的中世纪那种城堡庄园的风光了。可是现实很快就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大耳把子。
啥也不是！
这个时候因为城市还没有兴起。一般的领主都比较穷，能够吃饱把日子过好都已经不错了。用来防御的城堡还能够有多好，再说那些依靠田园的农奴和自由民，住的就跟卡尔曼小时候见过的那种用麻杆做的茅草屋似的，有的还不如那种茅草房。屋子里面还养着动物，人和动物睡在一个屋子里。
这样的所见所闻直接刷新了卡尔曼的见识。回过头再看到维也纳的时候，卡尔曼就已经对这座从十几年前就开始闻名的城市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想想18，9世纪因为臭气熏天而闻名的世界名城巴黎和伦敦。他要是还对维也纳抱希望，那大耳把子只怕会把他的脸抽疼。
坐在脱里的怀中，卡尔曼安静的思考着关于奥地利那个巴本堡家族的这些年的事情。
1192年，列奥波德五世在迪恩斯坦逮捕并囚禁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但这一囚禁十字军战士的行动导致他被革除教门；不过他甘愿冒这种精神上的风险，因为他利用英国人支付的赎金修建了维也纳到施蒂里亚的大道，为很多城市修建起城墙，并铸造了新的铸币。
在第三次十字军远征期间，列奥波德和理査一世曾在围攻阿克时发生争吵，此事就是臭名昭著的“囚禁事件”的起因，它突出地反映了封建王公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时所遭遇的或曰必然会遭遇的风险。
不过，巴奔堡家族的成功不仅仅是得益于它高超的冒险行动和狡猾的家族政策。这个家族的边区领地是中欧较为肥沃，因而也是较为繁荣的地区之一。一旦他们和匈牙利王国的威胁缓和，土地就能比较从容的被清理出来，并会出现真正的拓居地。这里人烟稀少，机会很多。
在这个“蛮荒的东部地带”，贵族和宗教团体能从皇帝或边地伯爵那里获得授地。本笃会和西多会等修道团体成为重要的吸收器。奥地利很多最有名的修道院，如本笃会的梅尔克修道院、新堡修道院和哥特维格修道院，西多会的圣十字修道院和茨维特尔修道院，都是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建立的，而且都是重要的拓居推进器。
被授地者从大部分已成为农奴的农民中征召到大量的劳力。这对于个人农奴来说，成为拓居者的吸引力在于较低的封建负担，以及耕种更多土地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巴伐利亚人愿意向东迁移到新地区的原因，他们后来占据了这个地区人口中的大多数，而最初是斯拉夫人占多数。
在较好的土地被占用后，较远和较贫瘠的地带便成为新的拓居地，但是这个过程为时很长。到13世纪时，林茨北边直到波希米亚都被大片森林覆盖，只有几条商道穿越其间，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边界一直都还没有确定。
一直到13世纪中叶，地方贵族才开始建立居民点，这其中有瓦克森堡的领主维尔林家族。磨坊区北部的社区是很晚才形成聚落的，第一个教区菜昂菲尔登的设立是1292年的事。
巴奔堡家族的政策进一步增强了维也纳在商业上的战略优势。随着自身权力的扩张，这个家族的驻跸地沿多瑙河移动，1108年它驻扎在新堡修道院，1150年驻扎在维也纳。利奥波德五世用部分来路不正的财富来建设维也纳，包括修筑一条阔气的新城墙。
1192年施蒂里亚并入奥地利后，维也纳同威尼斯的接触增加了，而且来自埃尔茨山，欧洲最大的铁矿之一的巨额的收入也流入奥地利公爵的金库，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维也纳的商业地位。
好像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六世还有十多年就会挂了。他的儿子腓特烈二世继位，但是他却没有他父亲利奥波德六世的那种外交和政治手段。
腓特烈二世对如何管理领地上的新势力准备不足，不管这些新势力是宗教机构、市政还是新的“协理人”贵族。至于协调同自己同邻的大地主或皇帝腓特烈二世之间的关系，那就更不消说了。
以后的奥地利公爵腓特烈二世在位早年是个政治动荡的时期，其间发生了贵族叛乱，皇帝还一度禠夺公爵的头衔，直到皇帝因为意大利的局势而分心时，公爵才重新掌控了自己叛乱的领地。蒙古人人侵东欧（但没有入侵奥地利）皇帝与教皇冲突的再起使得公爵腓特烈二世得以控制自己的领地，而且皇帝和教皇都争相向他献殷勤。
从这卡尔曼也看得出，在这个跟人吃人差不多的中世纪。想要一直很好的生存下去和不想让别的势力欺负自己的关键还是在于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实力。
自己的这一次选择并没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一定还要有属于自己的封地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些同样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