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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玉华论道(2 / 2)

阅毕,太宗掩卷叹谓:“朕观佛经譬犹瞻天望海莫测高深,奘师能于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言毕,即敕令秘书省许敬宗等学士,书写新翻经论为九部,发给雍、洛、并、兖、相、荆、杨、凉、益等九州,使诸经论展转流通。

玄奘再提为新译赐序的请求,太宗欣然命笔,书成千古名篇《大唐三藏圣教序》。在序文中,太宗对玄奘大师的德行、操守、事业,极尽推崇赞叹,直称奘师为“法门之领袖也”,并赞颂他“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

《序》成之后,在玉华宫庆福殿举行了隆重的赐序仪式,由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对文武百官宣读《大唐三藏圣教序》,将此序布告于天下,敕冠群经之首。

随后,太子李治,也作《述三藏圣教序记》一篇,以称颂皇帝陛下和玄奘大师显扬正教之功德,又在京师城南曲池的净觉寺(隋称无漏寺)旧址上,兴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大慈恩寺,以追报母亲文德皇后的慈恩。

《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圣记》两篇序文一出,立即轰动朝野,弘福寺及京城僧众上表,请求将经序、述记刻之于金石,藏之于寺宇。敕准后,弘福寺僧怀仁法师,临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的墨迹为铭,刻于碑石,遂流传后世。

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初五甲申日,太宗在玉华宫,见太白金星在白天显现,与日并行于中天。太史占卜:“女主将兴矣。”又奏民间广传的《秘记》中言:“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闻之不悦,想起玄武门守将李君羡,小字“五娘”,官拜左武卫将军,且是武安武连县人,又封武连县公,其官衔封爵籍贯都带“武”字,莫非“女主武王”应在此人身上?于是贬为华州刺史。十三日,御史弹劾李君羡勾通妖人,图谋叛乱,太宗于是下诏杀华州刺史李君羡。

李君羡伏诛后,太宗又密召太史李淳风问道:“《秘记》所言,是真是假?”李淳风答道:“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是陛下的亲属。自今日始,不出三十年,当王天下。陛下子孙,恐难免为其所害了。”太宗闻言大惊:“疑似者尽杀之,何如?”淳风道:“天数已定,人不能违,况且真王不死,徒然多杀,反增戾气。再说三十年后,那人已经老了,也许该存有慈善心肠,祸害可能会小些。即使如今杀了此人,后天复生一强壮的人物,益肆怨毒,那时恐怕陛下的子孙就没有幸免的了。”虽然难免耿耿于怀,但太宗还是只好作罢了,他断没有想到,日夜陪侍身边的媚娘,就是三十年后轻取大唐江山的“女主武王”。

过了几天,又闻京师留守房玄龄病重的消息,太宗即接他到玉华宫就医,房玄龄在儿子遗直、遗爱和儿媳高阳公主的陪同下,乘坐肩舆进入殿内,到太宗御座旁边才下舆车,一对君臣在玉华殿相对流泪。

一日,房玄龄对他的儿子房遗直和房遗爱道:“皇上待我恩深德厚,如今天下无事,只有东征高丽一事没有停止,众位大臣又不敢劝谏,如果连我都不说话,真是愧为人臣了。”于是上奏表劝谏,以阻止太宗出兵高丽。奏表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复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倘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

太宗览表后,十分感动,亲自去探视房玄龄。房玄龄此时已病得奄奄一息,太宗握着他的手对高阳公主说道:“你公公病得这么厉害,还能为国家的事担忧,真是良臣啊!”说完,悲痛得不能自禁。次日,七月癸卯(二十四日),房玄龄去世,享年七十岁。为了深切悼念贤臣,太宗特废朝三日,追赠其为太尉,谥号文昭,厚葬于昭陵,享祭于太庙。

但是,房玄龄的苦谏,并没有打消唐太宗征服四夷的决心。

房玄龄去世后,太宗也自感心力衰竭,虽服食丹饵,也不见效,反而令病情更趋恶化。身体的每况逾下,使太宗对死亡产生了恐惧,而这种恐惧,则来源于他对大唐江山的忧虑,其结果导致了太宗在贞观末年加紧四处用兵。李世民要在有生之年,打下一个太平江山传给下一代,好让李唐子孙能坐享其福。

八月辛未,太宗派遣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从金山道出兵,进攻薛延陀残余势力。九月,庚辰(初二),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进攻处月、处密等部,一举将其击败,余众全部投降。

九月己丑(十一日),新罗向朝廷上奏,称百济进攻其国,攻掠十三座城池。太宗敕令越州都督府以及婺、洪等州修造海船及双舫战船一千一百艘,以再伐高丽,致使雅、邛、眉三州造船民工不堪重负而造反,加上连年干旱,蜀地粮价猛涨,并引起剑阁一带发生骚乱。太宗闻奏后,即派司农寺少卿长孙知人前往视察。知人上奏称:“蜀人脆弱,不耐劳剧,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宜加存养。”太宗于是敕令所有造船费用均由朝廷供给。

经过诸事烦扰之后,太宗问玄奘道:“欲树功德,何最饶益?”

此时,玄奘已于玉华宫内译出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玄奘将新译呈上,回答道:“众生寝惑,非慧莫启。慧芽抽殖,法为其资。弘法由人,即度僧为最。”于是,太宗在九月下诏度僧,诏曰:

昔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涂炭,八埏鼎沸。朕属当戡乱,躬履兵锋,丞犯风霜,宿于马上,比加药饵犹未痊除,近日以来方就平复,岂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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