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事情他是不会参与的。他并不反对在有些时候使用暴力，他是觉得他们实在是发泄错了对象。那个同学真的做了什么伤害大家的事吗？他有这样的能耐吗？
高觉不喜欢这种窝里斗的现象，他不喜欢当老大，不喜欢内部竞争，他倒更希望利益均沾，好处共享。因而，他常常是躲避竞争，或者说是斗争，他把更多的精力、时间、心思花在外部，希望从别的地方争取到自己所欲求的更好的东西。
就在同学互殴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半个小时，高觉找过区教育厅的一个副厅长。那人分管大学生分配工作，又是一个省的老乡，他想他可能会帮帮忙，给他改派一下，因为他不想去教学。在他的骨子里，对当教师天生就有一种厌恶感。虽然，他也很尊敬他的老师，对个别的老师甚至很钦佩。不过，这个老乡却给了他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他说：“刚来就提要求，别给大学生脸上抹黑。”
高觉看看他的脸，那张脸实在是黑，不抹也够黑的啦。心里这样想着，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便笑笑，退了出来。
走在路上，高觉感觉自己刚才脸上的笑意似乎还没有退下去，好像僵在脸上一般，便用手狠狠地搓了一把脸，他想，那种笑实在是一种无奈，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的干干的笑。及至等到后来，他发觉那种笑其实是一种很无奈的谄媚的笑，心想你不是老大，就得这样老是低着身架，唯唯诺诺。高觉一路上胡乱想着，心不在焉地走在大街上。回到招待所，就碰上几个同学内讧的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那是负责分配的老大们造成的问题，怪那个同学又有什么用呢。
首次工作安排对一个人的前途或者说以后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从那时起，高觉对自由选择工作就已经心向往之。后来没几年就真的实行改革，大学生就是自己去选择工作啦。然而，对他来说，所有这一切已失去意义。
当然，高觉在那时并非一无所获。就在那几个同学商量着如何教训另一个同学的那天，一个同学告诉他，说是他的一个近老乡过来看他，要他没事了过去转转。就那样，高觉认识了夏莲。
夏莲在L市的邮电局工作，并不是很繁忙，因为是很近的老乡，高觉便常常去她那里闲坐，她也显得特别的热情、亲切。一天，她告诉他，有什么事尽管说，在L市她还认识一些人。他那时正为不想下去教学的事烦恼，便说出自己的想法，请她找找熟人，看能不能帮忙改派一下。她痛快地答应下来，并让他次日过来找她。
第二天，高觉见了夏莲，她带他去见她的一个同事，也是老乡。这个老乡前一日有事不在，所以夏莲第二天才带他见了她。
她叫张玉梅，父亲在区政府担任副秘书长。
夏莲简单地给高觉和张玉梅介绍过，就说明找她的意思。张玉梅也很干脆，让高觉稍等一下，说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毕，就带他回去，见她的父亲。
事有凑巧，那天高觉随着张玉梅刚回到她家住的小二层楼下，她的父亲就正好回来。又是一番简短的问讯后，三人便上到二楼的房间里坐下。张玉梅去厨房做饭，高觉便向秘书长说明来意，他痛快地答应下来，之后便又问了高觉关于同学们的情况，并问了一些老家以及学校的情况，随后留他一起吃了晚饭。
也许是机缘弄人，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个秘书长两次带高觉去见另一个副秘书长，是分管人事的，但两次都没能见到人。而此时区教育厅又在催促着下去报到，加上身上所带的钱已经用光，四处打游击吃饭，甚至跟着张玉梅在她家里也吃了不少次。混吃的日子总是让人心情很不舒畅，所以高觉就搭乘班车来到R市。不去则已，一到那儿，第一个感觉就是还是L市好，L市也就是区机关大院好，于是，过了不几日，高觉很快就又返回L市。
再次见到张玉梅父亲的时候，他问高觉这几天去哪儿了，并说秘书处分来两个学中文的，要他别着急，人越少越好办。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个时候，改派和分配是决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改派就相当于把已经签好的卖身契作废重来，比初次分配麻烦多了。
然而，高觉终究还是没有耐住性子，不几日，再次在教育厅的逼迫下（他们开始从招待所撵人），再次起程下去。但就在他还在下边的县招待所里闲住着，等待上班的时候，接到一封同学的来信，说他和另一个同学改派成功。当时在L市招待所一同等待改派的就他们三个人，从他下去到接到他的信，也就是不到二十天的样子，这让他自责不已。
这几乎成了他后来生活中相当懊悔的一件事，他会时不时地拿出来再刺痛一下自己本已很痛的心。以至后来他常常幻想，如果那次改派到区机关大院里工作，他的人生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自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遇到过在那样的位置上又肯帮助他的人。尤其是回到内地，但凡是个事，一个小小的股级干部都会让你领教有求于人的痛苦。由此他常想，人的一生，可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机缘，但是你真正能够把握住的，且可以扭转你的命运的机缘，其实就那么一次，抓住了，你的人生、你的命运是一种状态；错过了，你的人生、你的命运就是另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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