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植者；
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
提供交通运输工具；
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
华人可永久居住在砂拉越。
这对无业失业的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少流民“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了。
对流入地来说，华工一直是南洋开发的生力军，他们是廉价的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
“下南洋”的流民运动，对流出地同样发生深刻影响，它对缓解“经济压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葛剑雄等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长，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
这也就是清朝能够坐稳中国几百年的原因了，说白了，王朝颠覆无非就是人口太多，资源不够分了。
清朝所做的就是消灭人口，只要把多出来的人口消灭掉，那不就够分了吗。
哪怕是华人对南洋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依旧不能抵挡住当局的血腥屠杀。
就拿1740年的‘红溪惨案’来说，就被西班牙殖民者屠杀数万华侨。
甚至早在1603年就曾经发生过西班牙殖民者屠杀菲律宾华侨两万多人的事件。
这两次的事情传到明清朝廷的时候都是一个结果：不了了之。
惨案发生后，荷兰总督华尔庚尼尔被逮捕并死在监狱里，当时荷兰国会曾对此事进行辩论，担心处于盛世中的乾隆政府的军事报复以及中断经济往来。
当时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将此事上奏朝廷。
后来经过反复商议，归纳如下看法：被杀华侨是“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是“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
因此华侨遭屠杀，“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圣朝”无须加以责备。
只是禁止了彼此之间的通商贸易，巴达维亚陷入萧条。
明朝虽说好一些，但也只是口头上强烈谴责了一番，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反而助长了西班牙人的嚣张气焰。
这正是因为海外华侨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他们往往没有把南洋当成自己的家。
只是认为自己就是来打工、来经商的，他们还想着叶落归根。
并没有在这里长久发展的想法。
这种想法在罗兰芳看来实在是太过于愚蠢了。
凭什么自己辛辛苦苦付出的东西要给别人？
别人还认为受之有愧，于是把你们都杀了，自然就不会愧疚了。
罗兰芳绝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必须要好好的改变他们的思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久在他乡为故乡。
对于那些该死的西方殖民者自然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