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4年，宋蒙共同灭金的蔡州之战后，蒙古军北返，而孟珙也率军南归，献金哀宗的遗骨和众多战利品于朝廷。帝国上下为一洗靖康之耻而欣喜若狂，朝中更是举行了一系列的欢庆活动。
虽然在宋蒙联手灭金之时，蒙古方面有“（窝阔台）帝许以成功之后，归宋河南地。”但实际上这是个口头协定，对双方的分界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然而，帝国的理宗皇帝显然是将包括帝国的故都东京开封府在内的“三京”之地（西京指河南府、即洛阳，南京指应天府，即商丘），全看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从金亡之后，从二月到四月，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他接连三次派人到河南境内的北宋八陵“省谒”，就可看出其迫不及待的心情。
理宗的心情其实无可指责，因为这个“河南”，无论是指黄河以南，还是指北宋的京畿路，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河南省，它都本来就属于宋帝国。
可是，问题在于，无论帝国是否重新拥有“三京”之地，现在都意味着，大宋已与新兴的蒙古帝国正式全面接壤。如果双方在过去还算是盟友，而在共同的敌人消失的情况下，彼此之间的关系必然就会出现变化。
这一点，帝国的高层并不缺乏清醒的认识。
当时的监察御史洪咨夔就曾当面向理宗皇帝表示，反对朝廷进行所谓的灭金庆祝。他言道：“今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益严守备犹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
洪咨夔就认为：面对夙敌金国已灭、邻国蒙古正强的局面，强化边防都恐来不及，朝廷如何能斗志涣散的大肆庆祝？只怕将来的忧患更重啊。
但在具体的处理上，朝臣又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帝国的两淮制置使赵范和淮东制置使赵葵两兄弟，支持他们的，是他们的老师、刚刚接替史弥远出任相位的郑清之。他们提出了“踞关守河”的主张，即：趁蒙古军北返的时候，借机收复包括三京在内的中原故土，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
“时赵范、赵葵欲乘时抚定中原，建守河、据关、收复三京之议，朝臣多以为未可，独郑清之力主其说。”
而反对这个主张的人，是主持灭金之战的、前帝国丞相史弥远的侄子，现兵部尚书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刚得理宗重用的真德秀、枢密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众多朝臣。
反对者的观点有三。
首先，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原之地，在金蒙的交战中遭到巨大破坏，一旦宋军进入，无法从当地得到补给，而从江南千里迢迢的供应，难以满足大军的需要。更何况帝国近年灾害很多，百姓生活凋敝，无法再承受征调，因此，这时候更应该“固内”，以防内部出现问题。
后来宋蒙战争期间的帝国名臣、淮西运判杜杲就曾以外臣的身份上书：“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无粮可因。若虚内事外，移南实北，腹心之地，必有可虑。”
其次，帝国的军队并无能力在漫长的黄河防线上进行防御。
吴潜除提出了和杜杲类似的观点，他还认为：“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韧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
另外就是，蒙古人很可能以此为借口正式向南宋宣战。
赵范的部下邱岳就曾劝过他：“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我师若往，彼必突至，非惟进退失据，开衅致兵，必自此始。”
蒙古人气势正盛，他们焉能愿意放弃到手的东西？我军前往，他们必会攻回来，双方的征战就此开启。但赵范开始的时候根本不听。
从总体来看，反对方的前两个理由肯定是有道理的，拿下河南之地不难，如何守住它才是关键所在。但第三点就想当然了，因为蒙古军要想南下肯定能找到借口。
文字的东西到时都可以撕毁，口头上的协议就更没有用。
尽管反对者众多，理宗皇帝倾向于前一派观点是必然的，因为这与他恢复祖宗基业的大志相吻合。就此，在他的主导下，收复三京的计划还是很快就实施了。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中旬，时任帝国庐州知州的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开始进军，他们沿途收复的，都是被蒙古人洗劫一空的空城，所见到的是“茂草长林,白骨相望”。
当他们于七月上旬进入汴梁时，这个曾经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的东京汴梁，已经变成只有六七百守军、千余户人家和遍地“荆棘遗骸”的残破之所。
然而，襄阳方面史嵩之的粮饷却迟迟没有运到。半个月后，当赵葵率兵五万由泗州抵达汴梁时，他发现全子才仍然停留在哪里。
史载：“葵谓子才曰：‘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耶？’子才以粮饷未集对。”
赵葵急于收复洛阳，于是就命令徐敏子率一万三千人先行，杨谊率一万五千人为接应，西进洛阳，两军所能携带的，只有五天的口粮。
而到了洛阳后，徐敏子发现，在蒙古人的洗劫下，洛阳竟然也是一座空城。只是到了夜晚，才“有民庶三百馀家登城投降”。
实际上，宋军进入洛阳的第二天就已断粮，“徐敏子入洛之明日，军食已竭，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
这个时候，蒙古大将塔斯已率军南下，展开了对宋军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