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白银黄金大量外流，导致欧洲出现了严重的货币不足，到处都是混乱——这不是个印钱的时代，这是个金银贵金属的时代。
这些混乱，是否算是这个人所造成的呢？
这是宏观上的。
而更为直接的视角下，更是产生了一种让欧洲人恐惧的状况。
比如此时拿破仑所处的这个名为明尼穆兰的法国城市。
河，就是边界。
河的对岸，就是大顺的边境城市。
然而五十年前，这里并没有城市。
现在，这里却出现了上万人口的城市，利用着这里的瀑布水力，磨坊、锯木厂、造船、小麦加工、面粉、酿酒等等行业，疯狂地发展起来。
五十年前，大顺只有少量的人在北美的西海岸，甚至更多的还只是搞毛皮贸易的船队。
但现在，伴随着金银矿的开采、伴随着棉花酿酒业的发展、以及更多的人口迁徙。
已然出现了两个超过二十万人口的大型城市。
一个枫林湾，一个金山。
而二十万人口，在不及之前的欧洲，还意味着这得是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这样的城市。
好望角，五十年前，只有少量的中国移民，在那里种柠檬，为后来大顺参与一战做准备。
而现在，那里却已经拥有了将近三十万人口。
似乎，中国的人口是无限的。他们正在寻找每一处可以耕种的土地，并在这里扎根生存。
法国人和大顺这边，争了那么久，最终修铁路的时候，选择了攻击大顺在自己反对自己参与制定的公制单位，因此法国要修铁路必须要修公制单位的一公尺轨道……
所谓公制单位，还是反对大顺用复古六尺，都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很多人都清楚，为了防止铁路连通下的大顺日后的进攻。
如今，已经有法国人开始反问：当年的一战，我们真的打赢了吗？一战真正的胜利者，到底是谁？
的确，法国人保住了北美。
因为法国保住了北美，于是十三州的反抗意愿迅速降低，面对着大顺和法国的威胁，英国得以完成了对十三州的改革和控制。
于是，法国就需要更加的和大顺绑定，因为十三州的人口数百万，而法国在这里的人口太少了，这需要大顺的帮助。
毛皮商人、人参商人，也乐于这种绑定。
然而绑定的越深，法国人终于发现：清教徒固然是个威胁，因为他们人口数百万；可大顺这个新来的，在短短三五十年内，也在北美拥有了数百万的人口。
的确，大顺敲碎了英国的《航海条例》和《商品列举法》。
自由贸易的号角，在大西洋上飘荡。
然而，法国人欣喜之后，却发现，法国几乎什么都没有得到。
荷兰的资本，涌向了大顺而不是法国。
北美的市场，充斥着大顺的棉布和茶叶。
法国廉价蜜糖酿造的新英格兰葡萄酒、爱尔兰移民酿造的威士忌，顶的法国的葡萄酒根本无法在北美获得市场。
大顺的工艺品、漆器、木器、扇子等轻工产品，在来茵河河道的帮助下，将法国的彷制品压的根本没有生存空间。
三角贸易，大顺成为了三角贸易的工业品提供者。
的确，大顺不参与奴隶贸易，也挤不进去，但是，奴隶贩子们却会优先选择大顺的工业品，因为更便宜、利润更高。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法国人这些年，一直热衷于投机，金融，因为法国人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太好的投资方向。
被科尔贝尔主义影响深远的法国尚且如此，其余国家又将如何？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欧洲的“所谓新启蒙”派，滴滴咕咕地开始念叨蒙古西征的故事。仿佛那些呼麦的声响，附着在了棉布、瓷器、茶叶的上面。
要使口号发挥作用，语言要精辟有力，明确易懂，要标签化，更要历史影射。
人们很难想象自己不曾经历过的事。
人们的大脑，总会把见到的新事物，在头脑中寻找一个旧事物套上，以便于理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些东西，在法国，传播最广的地方，不只是巴黎，还有里昂，法国的丝绸业中心。
这是法国被大顺冲击最严重的地方。
被冲击的手工业者，焚烧棉布、焚烧茶叶、阻碍铁路的修建、反对公制单位。
而更多的，则看到了机会，对此推波助澜。将更容易懂得、更精辟有力、更标签化的口号和宣传，在这些手工业者中大肆传播。
画着密密麻麻的中国人从东方，四处迁徙、占满地球每一寸土地的漫画，在欧洲到处传播。
天主教，则因为大顺的禁教，更是发挥了他们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号召基督世界团结，发动对无神论者的圣战——他们甚至痛斥伏尔泰等人，是魔鬼在法国的代理人，旨在摧毁法兰西的信仰、蒙蔽天主的圣光。
耳濡目染之下，年轻的拿破仑即便因为儿时的经历，对东方有一定的好感。但更多的，还是不安、疑惑、迷惘和恐惧。
有时候，他甚至在想：欧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分裂。分裂带来了混乱，也带来了各国的不理智的竞争。大顺因为国土广阔，所以他们可以在内部发挥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的经济。并且庞大的人口、强大的国力，使得他对分裂的欧洲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或许，欧洲现在更需要的，是一位他们历史中的始皇帝。唯有如此，才能集结欧洲的力量，在美洲、非洲、大西洋，顶住中国的侵袭。
或许，要反对旧制度的不公，也要反对中国主导的所谓的自然秩序的国家体系，还要反对他们在欧洲的代理人：那些进口商人、买办。
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
而是，很多法国人，很多欧洲人，都已经产生了这种模模湖湖的想法。
激进的法国重农主义，已然慢慢让位被折中的意大利重农主义：内部要自由贸易、外贸要适当管控、基调是自然秩序、国家干涉也不可或缺。
正如大顺嘲笑法国重农学派的激进政策，说他们不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同样的道理，大顺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重商主义，以及对欧洲的持续性吸金和工业品倾销，也催生出了欧洲的民族的觉醒——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作为欧洲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城市市民、手工业者，他们已经被大顺的商品，逼到了反对大顺的位置上。
而帝国，却把希望，寄托在坐在巴黎沙龙里喝咖啡的那群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