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刘钰也很清醒，小商贩、小商人，不可用，只能用来埋雷，不能用作攻取高知城的民力。
这些小商人狡猾而又市侩，小市民狂热但不持久，自己又不是要搞街垒那一套，无法真正把他们发动起来。
还是要靠城外那些看热闹、等着刘钰烧毁地契的农民。
在城中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在收买人心，而是再给幕府和大名埋雷。收买民心的前提是要在这常驻，否则收买民心就是赔本买卖。
收买人心，靠的是肉眼可见的好处。
埋雷，则只需要造一个不可触摸的“天堂”。
既是埋雷，这“天堂”是否可以实现，那不重要。
天主教可以掀起岛原之乱，他用儒家这一套仁义，一样可以掀起土佐之乱。
在幕府和大名没有财政部门专门贷款的情况下谁来放贷？农业社会资金除了放贷和囤地又无可投资的情况下往哪用？这些实际而现实的问题，刘钰根本不管。
反正此时大部分人是愚昧的，他们在意的是直观的感觉，很少有人会用理性去思考这些政策能否实行、是否是空谈。
为了将雷埋得足够吓人，还需要一些成体系的理论。
儒学理论，刘钰狗屁不通。
可是，宋时的王安石却通，他既有心思，早有准备，当即拿出了王安石的《周礼新义》，摘抄出了一整套的成体系理论，大顺本来就有成套的刊印成书的，倭人识字的多半识得汉字，直接分发就好。
《地官·司徒·泉府》里说，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従其抵，都鄙従其主，国人郊人従其有司，然后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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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家负责贷款、平价、以低息贷款扶植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仁政大义。
《地官·司徒·旅师》里说，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间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凡新氓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以地之媺恶为之等。
这是抑制豪商、贷种子钱给农夫、平物价的仁政大义。
除此之外，孟子的民本思想、杀桀纣乃杀暴君、大顺一些学派的四民平等理论等等，全都散播一遍（www.biquwu.cn），到处发书。
他是要让幕府将来“取其糟粕、去其精华”的，把儒家体系里的精华全都用来造反，保管幕府只会严厉禁教、禁异端学说，甚至可能连朱子理学中的“精华”，幕府也会全部去掉。
要是幕府能拿出禁教的控制力，严密控制非朱子理学的儒家传播、再把朱子学彻底封建礼法化，刘钰觉得自己花几千两银子买的书，就算没白买。
刘钰心道，你只当天主教可以用来造反搞出岛原之乱，却不知儒家亦可找出造返有理的内容。管教你朝着“取其糟粕、去其精华”的路上一路狂奔。
他和商人、识字阶层、手工业者讲大义，讲理论。
和基本不识字的农夫，就不需要讲大义、讲理论了。
一把烧了质押地契文书的大火，比什么都有用；一顿香喷喷的白米饭，比任何大义都动心。
城下町外，跑来看热闹的农夫越来越多，胆子也越来越大。
刘钰知道他们在盼什么，攻下城下町时，那些农夫齐声为自己叫好的那一声“嘿嘿吼”，已经证明了民心可用，剩下的就只是把这些民心激发出来。
花了一笔钱，平价从米铺买了一些稻米，雇佣了一些人，就在城下町东边的空地埋锅造饭，请这些自己种米却可能没机会吃过大米的农夫吃白米饭。
据说曾有这样的故事，两个大名交战，城市被围，围城者断水。城中就用白米给马洗澡，而外面的士兵很多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大米，竟把洁白的大米当成了水流，认为城中尚且还能用水给马洗刷，可见必有水井，遂撤围。
或许有点夸张，刘钰一开始还不怎么信。
可当他见到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倭人农夫，在米饭蒸熟之后，可以连咸菜都不用一个人吃了一斤生米做的饭之后，他觉得似乎应该可能是真的。
米也就一二两银子一石，每天买上个四五百石，一两万斤，花不了几个钱。
若能攻下高知城，不算其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战略影响，想来上面那么多豪商，只看金银的话也能保证回本。
城下町攻下的那一天开始，有些农夫已经在这里吃饭，如今已经吃了三日，呼朋引伴的传播之下，来吃饭的人越来越多。
从城下町那些放高利贷的商人手中拿到的一小部分地契文书，在这些农民吃饱之后，一一念出了他们的名字，将这些地契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欢声雷动中，还有更多的农民心怀期待，因为他们的地契还没到手。那些人躲在高知城中。
眼看着别人的地契都被火烧掉，想着持有自己质押文书的人还在高知城中，许多农夫望向遥远的高知城，心想原来吃饱白米饭的滋味，竟是这样的。
如果能够拿回质押的文书，如果能哦实行三十税一的仁政，自己难道不也可以天天吃白米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