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难去世后第三年的忌日，正好是我硕士答辩日，我站在讲台上，流利地用英文解说着自己的论文，看着台下，忽然想起三年前我学士毕业时，他和我一样戴着黑色的学士帽，坐在台下，冲我骄傲地竖起大拇指。
拿到硕士毕业证书后，我排除万难，不顾所有人反对，去往印度。
我抵达印度时，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刚刚被连续下了几天的暴雨侵袭过。下了飞机，我提着黑色的行李箱，马不停蹄地转乘大巴，因为大雨的缘故，路上泥泞不断，司机开的小心翼翼，生怕遇上泥石流或者坍塌路段。
辗转多次，我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来到临近印度洋的小镇。这里竟阳光灿烂，路边我叫不出名字的大树正枝繁叶茂。
我被这里一派生机的模样所震撼。三年前，我曾在新闻里无数次看到这里发生举世震惊的印度洋海啸后的残败场景，只剩下断壁残垣，海啸引发的地震等级不断更新，最终以9.3级定论。
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当大自然愤怒起来，人间就是地狱。
我还记得司徒难刚刚到达印度的时候，吃不惯这里的食物，除了咖喱就只剩下酸奶，他给我写明信片说，许诺，我突然觉得，你做的饭菜竟然也是人间佳肴。
我那时候还气恼，他远在千里之外竟然还不忘嘲笑我厨艺太差。我放下信，从书架上找来菜谱，信誓旦旦地想，等司徒难回来，一定要让他大吃一惊。
然后我在厨房里倒腾了一下午，最后对着一股鱼腥味的水煮鱼忍不住抓狂起来。
算了，我沮丧的想，做饭这种小事，反正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擅长就好了。
我同司徒难，从小就很有缘分。上同一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虽然没有再继续在一起读书，但也是在同一所城市。我和司徒难当了十二年的同桌，我觉得“青梅竹马”这样的词用在我们身上，都有点不够。
可惜的是，我们以前的关系并不好。他生得漂亮，我总是嘲笑他是一只花孔雀，他则毫不客气地回敬我是男人婆。两个人总是针锋相对，梁子越结越深，闹得全班鸡飞狗跳，老师强行把我们的座位分开，我却非要把桌子搬回去。
连我爸都忍不住说我，“陈许诺，你怎么没事就去招惹司徒家的小子？就跟……”
“就跟什么？”
我爸没回答我，很久以后，我忽然想到这件事，就跟——对漂亮女孩纠缠不休的小混混一样。
这已经是司徒难去世后的事情了。
我把司徒难写来嘲笑我厨艺的信折好，准备周末的时候上寺庙为他拜佛。他那个人，我最清楚了，拈轻怕重的大少爷，除了貌美如花什么都不会，我还是去求求佛祖，让他别被鸡肉咖喱吃坏了肚子。
可是还没等到周末，我就接到了司徒难遇难的噩耗。突如其来的印度洋海啸，以苏门答腊岛为震中，死神张开了眼，几十万人遇难。我自然不肯相信，那是我和司徒难第一次分别，他去印度当地考察木材，他说过，等他回来，就娶我。
司徒家的人，个个都是一言九鼎，司徒难虽然整日吊儿郎当，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食言过。
所以他一定会回来，即使灰头土脸，身负重伤，残疾瘫痪我都不在乎。
渐渐的，连新闻都不再报道这件事，人们的视线又被新的事物所吸引，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我去参加司徒难的葬礼，黑白的相框里，他对着镜头淡淡微笑。
那一刻，我痛哭到撕心裂肺，五脏六腑像是被人活生生挖了出来。
那一刻，我终于绝望的承认，司徒难死了。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揪着我的头发，皱着眉头说:“也就只有我，肩负重任，拯救世界，勉为其难收了你”。
（二）
我在夜里入住这家客栈，负责等级的这家小妹打着哈欠，指了指走廊最末尾的房，又沉沉睡去。客栈不大，但是布置得十分整洁，房间很干净。
躺在床上，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已经离开中国，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度，这里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信仰。
二十三岁的司徒难，长眠于此。
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带着黑色的棒球帽，在我家楼下等我，我一觉睡过了头，头发都没来得及梳就急匆匆跑下楼。
他向我挥了挥拳头，做出一副声色俱厉的样子:“下次再迟到，我揍你哦！”
我笑嘻嘻地取走他的帽子，扣在自己的头上，冲他吐了吐舌头:“得了吧，你又打不过我。”
他被我说中了，恶狠狠瞪了我一眼，骑上车，警告我:“下次不准迟到了！迟到的话我不会等你了！”
“知道了知道了。”我笑着坐上他的后座，故意伸手抱着他的腰。
“谁让你抱我了！”果然，他暴躁的声音又响起来，“拿来你的魔爪！放开我！”
一路上好远都还能听到他的吼声“陈许诺！你听到没有！”
树上的花落了一地，四月天空蔚蓝，大约是樱花。
这是司徒难去世后，我第一次梦见他。我从梦中哭醒，那竟然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租了一辆自行车环绕小岛，灾后重建的工作做得很好，若是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会以为这里从来都只是一座安宁的小镇。印度阳光太强烈，我强忍着炎热，穿着长衣长裤。我皮肤本来就不白，和司徒难站在一起就更是惨不忍睹，像黑白双煞。
不知道是因为想起了司徒难还是我实在没办法抵抗这样毒辣的阳光，我忽然双手一松，从自行车上摔了下去。
我醒来的时候，躺在我的客房里，负责登记的小妹松了一口气，叽里咕噜飞快的说了一大串印度话，我根本听不懂，迷茫的看着她。
她叹了口气，跑出来房间。
我从床上坐起来，忽然想到有一年我深夜发烧，司徒难带着我去医院打点滴。我们就坐在医务室外面的长椅上，带着耳机听歌。那时候是冬天，医院里开着空调，算不上暖，又把脖子上的围巾解下来，一圈一圈系在我的脖子上。
上面还残留着司徒难的温度，暖到心底。
一旁的护士姐姐看了，笑着问我:“小姑娘真幸福，男朋友对你这么好。”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揉了揉鼻子。
我的思绪被一阵匆忙的脚步声打断，有人说着英文从走廊尽头走来。他的脚步声很轻，很整齐，却莫名其妙让我觉得十分熟悉。
我坐在暗处，他自明处走来。
我听到有人说:“你醒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