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公子啊，夫道，寂然无物、无形、无名、无体、无象，远存于先天之上，近存于一心之内，广被万物而无或遗，中应万事而无不当。故天下万变万化，要皆备於吾心，一心不动，肆应咸宜。孟子曰：“自求即得。”自求者，自求于吾心也。举心，则性自在其中矣；举性，则道自在其中矣；举道，则天地万物自在其中矣！故言孺家之道统圣脉，一是以存心养性为工夫为头脑。心性存养之道及其下手方法如何？”孙承宗问道。
韦宝一怔，你自己爱聊就聊吧，老是问我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吗？
但韦宝有个优点，听不懂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会接一句：“我没有想这么深，但我觉得督师大人说的很有道理，句句引人深思，跟我想的一样！”
孙承宗赞赏的点了点头：“要亦静而已矣。心之体本静，性体亦然。感于物而动，缘于欲而动，动则失其本，而违于道矣。道不可须臾离，故心不可须臾动。天地万物，生于静而长于静，失于动而亡于动。余故曰：‘静罔不吉，动罔不凶。’此古哲之所以谓‘一动不如一静’也。《大易》所谓‘寂然不动’者，所以存其本心，养其性体也。所谓‘感而遂通’者，在其寂然不动，则湛然无物；湛然无物，则洞然虚明；洞然虚明，则有感即应，应而遂通矣。其所以能应而遂通者，盖洞然虚明，则灵觉不昧；灵觉不昧，则一神独耀，则无知而知，无得而得，不能而能，不神而神。故能有感斯应，而应无不通也。兹为世人修圣人之道与成圣人之道之方便起见，特再将历代圣哲所述圣人修养之圣脉心法，无论其言道、言德、言学、言理，凡可应用于静坐中，以之为内修工夫炼养者，择要简述之，并明其条理体系，用为儒家中人修养内圣工夫之，准绳与典则。并免徒让道佛二家圣哲专美于前也!故就散见于往古经籍中之圣言圣法，归纳之共为十二条目，以为儒家中人修持“超凡入圣”工夫之心法。且此十二条目，不必一一全修，择其性之所近者，任修一条或二、三条，均可几于圣地。亦非谓除所举条目外，便无修持之法，惟大体说来，此即为内圣修养之最重要纲目。至其静坐中之诀法，亦当尽量择要简为指出，以供学者之所取法焉！其须自契自证，非言语文字之所可得而传者，亦惟有略之矣。”
孙承宗说完，看着韦宝，期待韦宝的看法。
韦宝这回早有了准备，将练习太极拳的时候，常五爷常说的一句话引述了过来：“大道常存文字外，真途不在语言中。”
常五爷每到让韦宝自行领悟动作窍门的时候，都会说这一句，韦宝早已经铭记在心，所以碰到模棱两可的谈话，便自然而然的用上了这么一句。
孙承宗闻言大喜，已经确定韦宝的想法与自己很相近！是个可造之材，对韦宝更加喜欢。同时确定，韦宝这种人的想法，到了这个年纪，已经趋于成熟，一般不会再有大的改变了。
有学问的人，就爱通过这种聊天方式辨认对方的想法，尤其是像孙承宗这种大儒。
孙承宗是看重王阳明的心学和道德修养这些的。
而东林党是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
东林学派以东林书院为阵地，通过讲学、论辩、研讨、撰文、出书，对王阳明“心学”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空、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
东林党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
尽管东林书院和古代其他书院一样，讲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经史著述，但其不论在内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针对性、实用性较强，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讲实学，办实事，有实用，求实益。
东林党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
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
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
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
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如**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商税繁多，要求执政者“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贩运）”。
可是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税使，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
山西巡抚魏允贞在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领矿、税，为民祸害。魏允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责。
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税使。同年，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这些矿监、税使不但使贫者断绝生计，富人也蒙受其害，这样下去，势必激起大乱。
李三才反对矿监、税使的言行，在当时影响最大。他于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就任凤阳巡抚。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有好几个矿监、税使，残害百姓。李三才在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上疏万历帝，揭露万历帝派遣税使、矿监这一弊政的要害。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严惩太监陈增的爪牙，罪大的则加以捕杀，打击了陈增的气焰。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等罪，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终于伏法，远近大快。
李三才“以折税监得民心”。两淮地区发生灾荒时，他经报请朝廷获准，对灾民加以赈济，还免除了应纳的“马价”（一种苛税的名目），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扬，声望日隆，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
齐、楚、浙党一派官员生怕李三才入阁会对自己不利，就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奸诈贪横。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驳斥这些谰言，于是双方又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由于一再受到攻讦，1611年（万历三十九），李三才不得已自动辞职。这是当时喧闹得不可开交的李三才入阁事件。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死去，朝廷宣布撤掉一切矿监、税使，过去因反对矿监、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对矿、税之弊的斗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由于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触动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开馆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打击东林党，同时造编《东林点将录》等文件上报朝廷。
韦宝虽然弄不明白孙承宗想说什么，但孙承宗的意图，韦宝总算看出来了。
知道孙承宗这是对自己起了惜才爱才之心，想‘招揽’自己。
韦宝估计，孙承宗可能想让自己做给弟子啥的？这年代不是很流行师徒关系么？尤其在官场，这是很铁的一种关系。
对于孙承宗表露出来的意思，韦宝既没有很高兴，也没有不高兴。能得到孙承宗这种朝廷超品大员的青睐，若是在现代，韦宝磕破头都愿意，别说超品大员，随便跟七品县级官员有一点点关系，人生都将大不同吧？
但是现在的韦宝，不会轻易的表露情绪，实际上，他内心也的确是平静的。
韦宝知道孙承宗在魏忠贤手里滚蛋回家的历史，好像是魏忠贤想拉拢孙承宗，孙承宗不愿意和宦官搞在一起，然后触怒了魏忠贤。也知道孙承宗曾经在崇祯朝又起复，然后又被排挤滚蛋回家的事。
所以韦宝不用研究孙承宗这个人，也大概能推测出，孙承宗应该既不是阉党分子，也不是东林党分子，应该属于中间派。
中间派其实是最难立足，最难保身的，需要很高超的技术，像是走钢丝一般。
韦宝也想走这条路，但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能力走，所以偷偷在私下里搭上了王体乾那条线，现在算是阉党的边缘人物。
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皇位继承权之争和京察之争，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
但是，这并不能掩没东林党人在这些斗争中力图革新朝政、反对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势力的进步作用。
由于东林党人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
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东林党既是一起历史事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虽然发生在晚明时期，但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
韦宝认为东林党人缺乏治国才能，党同伐异，他们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对于明朝的灭亡，东林党负有历史的罪责。
东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步。
东林党人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他们与齐、楚、浙三党、阉党、与阉党残余的区别之处，仅在于东林误国，而东林的对立面则害国。
“韦公子，我送一幅字给你，你可要？”孙承宗‘含情脉脉’的看着韦宝。
送字神马的，这在大明便是要走师徒关系的明确信号！
孙承宗这是在明确向自己释放示好信号哩。
韦宝当初向王体乾讨要题字金面扇，就因为这一点，有了王体乾亲笔手书的赐字，他便是王体乾的人了。
怎么办？孙承宗想收自己，自己要不要被他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