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皇帝死于乱兵之手的这个可能，对刘备来说太过惊悚了。
在刘备看来，此时此刻，整个天下的无数地方势力、门阀派系，都在等待着此事的结果。皇帝在，或不在，代表了汉室的存续与否，也代表了天下人对汉室最后的忠诚存续与否。
自从讨董以后，这份忠诚越来越苍白，越来越单薄，但终究还维持着一个名义。如果这份绵延四百年的名义就此不存，许多人心底里的最后一点顾忌，也就不存在了。
然而人心可怕之处便是如此，放弃底线的是那些人，抛开顾忌的是那些人，但那些人不会羞愧，反而会集中全力去污蔑、去打击不曾放弃底线的人。仿佛只要将别人碾成粉碎再泼上永世不褪的脏水，他们自己就清白了，就可以理直气壮。
所以，局势的微妙之处也在于此。
如果皇帝的失踪真的与刘备军脱不开关系，河北、中原无数人的汹汹之口，立刻就会把汉中王抨击成比王莽、董卓、梁冀之流还要穷凶极恶的汉家逆贼。既然汉中王是逆贼，他们就要讨伐逆贼，因为他们愿意讨伐逆贼，曹氏就必须在顶在前头的同时，给予他们丰厚的报偿。
而另一方面，如果那么多人众口一词皆指汉中王是汉家逆贼，汉中王政权中的人又会如何？贸然怀疑部属的忠诚，那当然并不合适，可谁又知道会不会再出一个潘濬？
刘备想到这里，甚至有些心怯。他觉得，自己一向以来竭力维持的仁德道义，在这时候有动摇的可能。他这些日子常常胡思乱想，害怕许多本来志同道合于兴复汉室的伙伴，会因此而指责自己。
好在，孔明来了，他能得出什么结论？
刘备忍不住用格外热切的眼神，去看着诸葛亮。
法正坐在稍下首。
他看看诸葛亮，又看看刘备既惴惴又期盼的神色，有些羡慕，有些不是滋味。
他明白汉中王在焦虑什么。但觉得，那些事根本不值得汉中王去在乎。
在法正看来，整桩事本没那么复杂。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直接行文天下，痛斥曹氏弑君。不管道理通与不通，拿一盆脏水先泼过去了事。接下去的事情，无非是文人打嘴仗罢了。至于对错输赢，谁在乎？
就算这嘴仗打到最后，汉中王本人的仁德道义旗帜有所动摇，那也不是坏事。很多时候要成大事，就不能顾忌太多。就像当日取益州，手段难道不阴损？
当年取益州的一步步策略，正是庞统和法正两人推动的。彼时法正在益州受尽了气，而庞统在扬州全不得志，两人都憋着一肚子的恶气和狠劲，这才设下了劫持刘璋，进而劫取益州的一连串计谋。
在这个过程中，反倒是汉中王本人常有疑虑、动摇，须得谋臣时常在旁鼓舞。
在这方面，庞统和法正一样，都觉得汉中王唯一的缺憾，便是不够果断。
汉中王是雄主，也是仁德之主，可唯独有时候顾忌太多，优柔寡断，束手束脚。殊不知，真正的帝王，要敢于顶着骂名迎难而上，而群下只需要畏其威而归其利！当年太祖高皇帝若成天在意名声，又怎能起细微而拨乱反正呢？
皇帝失踪了，那又如何？
自董卓乱后，皇帝的威严早就被踩在地上，践踏成泥了。天下人还有谁真把那皇帝当回事？
他失踪了也好，死了也好，这难道不是好事么？
这根本就是一桩大喜事！
若皇帝尚在，纵然曹氏篡逆，汉中王始终要认这个皇帝。于是汉中王的头顶上，就始终有一个皇帝在，要剥离这个皇帝，不知道还要费多少功夫，消耗多少政治资源。
现在这个皇帝自家失踪了，也就没了压在汉中王头顶上的人，不是很好么？
这时候为人主者，难道不该去把握住时机、更进一步么？
但法正并没有直接对汉中王这么说。
他是个聪明人。当年玄德公进位汉中王的那一次，他就知道自家主君是何等爱惜羽毛。那简直已经到了，咳咳，有些出格的程度。
当日，法正兴冲冲地预先写好了劝进表文，结果反而因此而遭主君所不喜，还一度遭到疏远。所以，现在的他绝不会太过催迫主君。
既然汉中王满心疑虑皇帝的下落，法正就选择首先反躬自省，推动汉中王去彻查此事。当然，此举不仅是下一步举措的铺垫，同时也能站在中枢的角度，稍稍压抑骤得泼天大功的荆州、交州军府，以彰显中枢的威严。
按照法正的想法，查问得越是清楚，有些事情就越难推卸责任。到最后，事实自然会迫得汉中王有所决断，而能够参与决断的人必定是身为尚书令、护军将军的自己；必定是预先提供了唯一一条可行路径的自己！
那条路径，当然不是与曹氏互泼脏水，展开骂战。而是在攻取长安之后，应当立即展开政治上的一系列动作，先将关中囊括入汉中王国，继而更进一步！
只消汉中王踏出那一步，群下再多的动摇，再多的疑虑，再多的杂念，全都会无影无踪。到那时候，谁还能说什么汉贼？谁还能怀疑汉中王兴复汉室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