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是不能打了。耆英思前想后,给道光帝上了道奏折。一方面奏明英国人出尔反尔,突然增加要求;一方面把英国人变卦责任推到南洋镇头上,认为南洋镇与英国人暗通款曲。
道光帝早前也察觉南洋镇行事乖张,对耆英的说法倒也不奇怪,但他也明白像耆英这种老官油子说话半真半假,水分很大,不能凭着他的几句话就急着处理立了功的南洋镇。
当务之急是让英国人退兵。他看了看耆英奏来的英人要求,虽说要得多了些,但也还能够接受。心想着赶紧了事,于是下旨申饬耆英办事操切,有失国体。但一切以大局为重,要求耆英全部答应对方要求,尽快签约。
至于南洋镇的问题,他也觉得有些头疼。
此前浙江巡抚刘韵珂建议赐南洋镇五口通商,兼理夷务。如今答应了英人这些个条件,倒是正好用得上刘韵珂的建议,以藩制夷策略恰如其分。
只是这南洋镇与朝廷并不一心,怎么能保证他们维护朝廷的利益呢?
道光皇帝的旨意到了江宁,挨了骂的耆英如释重负——毕竟朝廷答应了英人的所有条件。随后他腆着脸邀请璞鼎查来继续谈判。这回俩人没什么争执,迅速议定了条款。
尽管谢绾的出现让鸦片战争对清国造成的损失小于原时空,但这仍然是一次失败的、被胁迫的和议。1842年11月,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通称为《南京条约》,清国名之为“《万年和约》”。不过,作为这次战争的肇因,鸦片却并没有在《南京条约》中被提及,鸦片进口处于一种理论上仍然非法但实际上被默认的状态,国内的禁烟名存实亡。
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惊醒清国朝野,清朝无法理解英国开战仅以谋得通商、外交、法律优惠为目的,反而因为英国并未以摧毁其统治为目标,而将之视为一场突发性、短暂的事件
如蒋廷黻所言,“……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
随着清国逐步兑现《南京条约》中的承诺,英军逐渐撤出军事占领区。大清国上下松了口气,又渐渐闭上眼,继续做了数百年的天朝大国梦。
与原时空略有不同的是,南洋华商作为类似广州十三行的角色,在五个通商口岸全权处理与外国的进出口贸易。
当然南洋华商的责权又迥异于广州十三行,他们一边要履行《南京条约》中清国对英国关于“自由贸易”的承诺,一边又要用驻军遏制英国人的军事威胁。但无论如何,这种对外贸易的管理权,都会为南洋华商带来巨大的财富,如同当年成就世界首富伍秉鉴。
谢桂芳回到婆罗洲后,受到了南洋华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此时已彻底转变为谢桂芳的支持者,积极响应南洋唐人一体化,并踊跃提供兵源以支持在大陆的军事存在——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在五口通商事务中的一席之地。
谢桂芳当然还是清醒的,在喜悦之余,他仍不忘西边不远处,德国的军事存在。
在婆罗洲短暂休息后,他以婆罗洲华人首领的身份,拜访相邻的沙捞越总督。
德国对沙捞越的重视程度,不亚于暹罗的北马来半岛。德国驻军已经提升到了四千,这是德国联邦议会特别向东印度公司提供的增援。所建筑的炮台、城寨已经颇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