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纸币的购买力已经跌的一塌糊涂，在恐慌情绪下，实际购买力近乎于0。现在有机会可以兑换成还有10%购买力的鲁尔工业银行券，让恐慌中的民众看到了希望。鲁尔工业银行匈牙利总部掀起一波兑换狂潮。当然对奥地利纸币来说，却无疑又是当头一棒，本来还存在的微弱交易被彻底消灭掉。
谢绾估算过，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把整个奥地利帝国境内所有纸币兑换成鲁尔工业银行券，起码要六千万实值古尔登——即六亿纸币古尔登的实值——的产品，鲁尔经济区一年的产值也不过一千六百万塔勒，约合一千四百六十万实值古尔登，卖到匈牙利来，估计也就最多值两千万实值古尔登，而且还要顾及到供给普鲁士国内的商品不足导致物价上涨。为了同时供给国内外，这批银行券在匈牙利境内全部兑现成货物的时间起码也得五年以后了。
好在经历了前期兑换假币之后的抢购潮，市场已经趋于理性，持银行券的人并没有再疯狂采购，对银行券已经有储备的信任感，这也是谢绾敢冒险的重要原因。
因为影响范围有限，实际上谢绾能够回收的奥地利纸币可能也就两千万实值古尔登左右。但即使是两千万实值古尔登的银行券，其中也有一千四百六十万实值古尔登是鲁尔区各企业真金白银的销售收入，也就是鲁尔工业银行对各企业的债务，如果不能有相应金银做锚，很可能引起鲁尔工业银行券严重贬值导致信用危机。
谢绾在与罗斯柴尔德商议之后，准备了约合一千二百万实值古尔登——即极端兑换量的20%——的塔勒银币作为殿后保障，以最高的安全线维持银行券的信用。
这一次大规模集采，为鲁尔经济区企业消化库存，扩产能提供了机会，加速了经济区发展。
不过谢绾之所以要这么煞费苦心的折腾，却不是为了经济区发展，而是把算盘打在奥地利国家银行身上。
按照奥地利国家银行过去的做法，如果要保证新发行的纸币具有信用，就必须严格与金银挂钩，同时必须与旧纸币进行兑换。以目前奥地利国家银行的偿付能力，他们能给出的新旧纸币兑换比例大概会是1：5到1:10，所以谢绾回收的奥地利纸币在奥地利旧币换新币时，至少能够保本，搞不好还能赚个10%。
更重要的是，他要跟奥地利国家银行抢匈牙利境内的货币主权。
银行券兑换旧纸币，实际就是个发行新币的过程，只是货币当局换了鲁尔堡。未来随着鲁尔工业银行券在匈牙利境内的信用稳固，当市场恢复平稳时，民众会逐渐使用鲁尔工业银行券进行相互交易；同时，只要奥地利国家银行敢发行新纸币，谢绾就能用手里的旧币换取金银或者新币，再以新增的金银或新币为锚，继续发行鲁尔工业银行券，让匈牙利境内没有新币流通。
到那时，匈牙利境内流通的就是鲁尔工业银行券，鲁尔堡从而获得匈牙利的货币主权。
有了货币主权，就可以剪羊毛。首先就会使鲁尔区商品供给压力小很多，理想情况下，会有三分之二的鲁尔工业银行券不再要求购买鲁尔经济区商品，如果总兑换量是两千万实值古尔登，那么鲁尔工业银行只须承担对各企业六百六十万实值古尔登的债务，这立即就是一千三百四十万古尔登可以不还的羊毛。
另外银行券也和匈牙利社会牢牢捆绑在一起，有个风吹草动都可以引发社会动荡，可以说这个国家半条命就握在谢绾手里。当然了，前提是匈牙利一直没有货币主权，如果匈牙利独立了就另当别论。
顺便补充一下，之所以鲁尔工业银行可以在市场短缺动荡时发行这种银行券，是因为鲁尔工业银行作为锚的工业消费品正好是短缺时的稀缺品，而且可预期供给量远大于奥地利国家银行作为锚的金银，几乎肯定可以银行券兑能换成需要的东西，所以基础更牢靠，民众信心较强；与之相反，奥地利政府必须等到市场平稳时才能发行新纸币，否则一发行就会造成金银被挤兑。
另外，这在农业时代的是可行的，因为工业品是稀缺品，消费品占民众支出比例很高；但现代不行，因为工业产能过剩。这也是中国作为工业第一大国崛起6，前后两次兑换行为已经远超一般私人银行券发行规模，终于被奥地利财国家银行注意到。于是奥地利政府要求匈牙利立即控制鲁尔工业银行，停止这种兑换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