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谢绾独自在花园里散步。
来到这个时代，已经两年。除了各种生活条件差很多之外，其实社会与原来时空差距不大。这是一个即将喷薄而出的朝阳国家，也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恶习的传统国家。后世所谓欧洲的契约精神、工匠精神，到这个时代还根本没影儿。小到会计、德莱塞，大到财政大臣、首相，甚至国王本人，无不是见钱眼开，时常以权谋私，就连相对忠厚的国务秘书，也难以免俗。
这不难理解，不管是哪种道德，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一旦到了贫穷的环境之中，什么道德也建立不起来。
这造成了权力对市场的严重干扰，也正是维新派背后的新贵族和工商业主势力要求改革的原因。谢绾是幸运的，他通过军事装备打通了与王室的裙带关系，但饶是如此，他也背负了大量的额外开支，而大多数普通工商业主连这个运气也没有，他们只能通过一些中低层权力者不停地与朝廷博弈，甚至煽动中间阶层制造混乱。
但令人不解的是，同样是传统社会的普鲁士和清国，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局？
以谢绾非专业政治家的见解，归根到底还是对工商业的认知不同。普鲁士朝廷的内部争斗和贪腐，争的是谁能拿到工商业的掌控权以获取利益，而工商业本身，为各方所共同看重；而清国朝廷的内部斗争，争的却是要不要维护正统性，甚至”君子固穷“也是原则，从上到下反对工商业。那些实际上推动发展的清国工商业者，先天就站在道德下风，只能用不正当手段腐蚀顽固的朝廷才能获得生存空间，这加重了他们道德的缺陷，形成恶性循环。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前进的方向完全不同，一个是趋于发展，一个是趋于高层与市场逐渐背离。
看来，社会道德败坏不可怕，可怕的是拿着道德当令箭的歧视。
第二天下午，会计拿着几页汇总结果来见谢绾。谢绾看他眼睛红红的，便从口袋里掏出十个塔勒递给他，
“谢谢您，这是这次临时工作的报酬。记住，以后每个月汇总一次，在给我看明细账之前先给我这个汇总结果。”会计点点头，千恩万谢地接过十个塔勒，正要退出门去，谢绾又叫住他，“以后对大笔支出发现什么问题，直接跟我汇报，一经查实，我还有重赏。”
等会计离开，谢绾摊开汇总结果，又找了张纸，按月计算起来。他越计算表情越难看，眉头紧紧地拧成一个川字。
统计显示，德莱塞至少在三件事情上做了手脚。第一是铁料的采购价格明显上涨，但同期因为军队对军备制造厂的审查，普鲁士地区铁料总体需求量是降低的；第二是销售运输费用占比明显增加，相比商会成立之前的向军队仓库运输总费用偏高，按道理说运输量增大后运输费用占比应该降低；第三是质量管理费用占比明显增加，但产品合格率并没有变化。
分析完统计结果，谢绾找来会计，针对一些数据翻出明细账，又询问了一下账目发生时情况。林林总总整理出一些问题，整理完之后，已经是深夜。谢绾靠在椅背上，开着窗让外面的月光透进来。
从相关信息显示，德莱塞要求军备商会选择了一家从来没有用过的铁料生产工厂为供应商，而这家铁料厂在市政厅注册的地址在埃尔福特，不仅刚注册没多久，工厂所有人跟德莱塞夫人同姓；运输公司的报价高于商会成立之前对各家工厂的报价，但德莱塞却批准了这样的价格；在军备生产质量管理环节，莫名其妙增加了十几个人，一查姓名，不是跟德莱塞同姓，就是跟德莱塞夫人同姓，还有几个估计也是什么远房亲戚。
商会组建不到半年，德莱塞就做了这么多手脚，谢绾有点头疼。最大的问题在于，不管如何处理这件事，都会影响到以后的工作。
事情已经发生，谢绾当然明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但抛开德莱塞，他不知道应该用谁来管理目前的柏林军备商会。德莱塞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敢放手合作的商业伙伴。从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头几天起，他就与德莱塞开始合作，彼此间虽然有各种矛盾冲突，但毕竟两年来一起经风浪走到今天。然而继续使用德莱塞的问题也很明显。这个时代的管理方法落后，商人更多靠的是道德自律和对上帝的敬畏。一旦这两个约束失效，很多时候面对的都是不可收拾的局面。
既然这个时代的方式不起作用，那就只能用原来时空的方式了。谢绾很不愿意用原来时空那种以KPI为代表的认事不认人管理方式，毕竟现在这个时代从管理人员到工作人员文化程度都不高，一旦感情淡薄，公司很可能陷入失去向心力和工作边界外的事无人关心的境地，可现在也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谢绾想到深夜，最后做了个不算很好，但勉强能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