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9月1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住宅举行了第三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各个代表，按照秘密集会的严格要求，一个一个悄悄进入了刘公家里。公韧和一些保卫人员，严密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瞭望哨也放出去了很远。好在刘公家是武昌巨富，来的又都是军人，所以没有引起清军密探的太大注意。
这次会议除了文学社的蒋翊武因为在湖南岳州驻防未到以外，两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都参加了。会议由刘公主持，他穿着西服，除去了发辫，留着大被头，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
刘公慢条斯理地说：“各位同志们，共进会、文学社的朋友们，今年8月份，由于四川保路风潮的进一步扩大，我们一部分湖北新军即将调入四川，如果他们一旦调走的话，就分散了我们革命党在新军中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湖北革命党人必须加紧起义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一旦时机成熟，立即起义。要想起义，我们还有许多迫切的工作要做，如共进会、文学社还没有进一步联合，指挥机构还没有进一步确立，起义计划还需要制定，还需要争取全国革命党的支持，等等，等等。今天把各位请了来，就是商量这些事情的。好了，我就不多说了，现在就请孙武同志代表共进会发言。”
大家要鼓掌，刘公看了看外面，赶紧摆了摆手制止。文学社的蔡大辅铺好了纸笔，准备做纪录。
孙武站了起来，他的两眼炯炯有神，如闪电一样，迅速地扫视了大家一圈，然后兴致勃勃地说：“各位革命同志们，共进会、文学社的朋友们，现在革命热情持续高涨，湖北立宪派原来是死皮赖脸地哀求着清政府实行立宪，经过一次次的请愿活动，一次次的失败，他们对清政府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最后确立了‘推倒政府’的目标。这实际上和我们的革命目标已经一致了，他们从中间派变成了我们的朋友，壮大了我们的队伍。湖北也和四川一样，爆发了铁路风潮运动，使湖北广大人民对清政府的卖国行径更加痛恨，这种仇恨对我们的起义是一种巨大的动力，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种重要辅助力量。苛捐杂税，天灾人祸，已经将老百姓逼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为了生存，湖北各地的饥民，抗粮、抢米，聚众求赈济的事件层出不穷。这段时期，各地会党起义也有较大动作，去年12月7日，温朝钟击败清军，进入黔江县城，使川、湘、黔、鄂四省为之震动。我想，我们湖北四通八达，既是一条生路，也是一条死路，如果我们指挥得当，就能迅速得到全国的支持和向全国发展，如果计划不当，也可能招来全国清军的围攻。我们必须计策周全，不能轻率盲动。目前准备工作已大致完成，尤其是刘公同志，慷慨捐输重金，还有邓玉麟、公韧同志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今天这个会，是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希望大家好好地讨论一下联合的诸多事项，我们只有进一步联合，才能同仇敌忾，才能把分散的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才能最有力地打击清政府。”
大家纷纷点头称是，个个脸上露出喜悦的表情，但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联合的实质问题，孙武对实质问题还没有表态。孙武讲了一阵大好的形势，终于触及到了实际问题，他说：“今天，共进会的刘会长也在，文学社的代表都在，就由他们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他又把皮球推给了刘公和文学社的代表。
刘复基站起来，干脆利落地说道：“革命的同志们，过去我们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消极合作，争名啊，争利啊，争人员啊，现在已经到了起义的紧要关头，应该积极合作了。我建议，什么文学社啊，共进会啊，暂时搁置一边，我们一律以革命党人的身份，与清王朝拼个你死我活。”
刘复基的建议，同志们忍不住轻轻地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最大的支持。刘公赶紧对大家摇手，又指了指外面。
大家不鼓掌了，刘公站起来笑了笑，算是对大家表示感谢。刘公稍微清了清嗓子，众人见共进会的会长要发言了，都在静静地注视着他，看他怎样说。刘公语气平稳地说：“我坚决支持刘复基的建议，不但原来团体名义要取消，就是原来个人的名义，也要作废。像我吧，我被推为湖北大都督，刘英为副都督，我不知道刘英什么意思，但是我现在宣布，我的大都督名义，现在放弃。”
刘公说到这里，不往下说了，然后看了大家一眼，像是在看着大家的反映。
众人心里蓦然一惊，特别是共进会的代表，心里的震动更大，不知道刘公这话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刘公略微喘了一口气，然后平静地说：“我的目的就是一个，个人的名义服从于起义的大局，我们一切的利益都要服从于起义的大局。”
众人忽然报以轻轻的掌声，对刘公的这种高姿态，以掌声来表示对他的钦佩之情。刘公又赶紧指了指外面，制止住了大家。
王宪章是文学社的副社长，这时也站起来表示：“我现在也宣布，我，文学社的副社长现在放弃，目的呢，也就是要服从于起义的大局。”
众人也对王宪章的表态纷纷投来赞美的目光。
孙武闭了闭眼睛，显得很不高兴。
大家对刘公和王宪章的发言兴奋地议论了一会儿。杨玉如站起来说：“刚才刘会长和王会长已表现出了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个人利益的意见，有了这种思想，有了这种高姿态，我们共进会和文学社还有什么隔阂呢！什么隔阂也没有了。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共进会和文学社联起手来，革命必定成功。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谭人凤同志说过：‘责任可以分担，事权必须统一。’我建议，咱们还要选一个主帅，以便在起义的时候指挥一切。”
杨玉如的话，也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大家议论纷纷，各人说着各人意见。商量了一会儿，孙武站起来说：“杨玉如的话很对，当家千口，主事一人，没有一个有能力有权威的人指挥一切，那还是无法保证起义的成功。我建议，不如让刘公任总指挥。”
孙武的话刚说完，刘公首先表示反对。他摆着手说：“不行！不行！以我个人的能力，难以承当起义领袖的责任。再说，共进会和文学社需要精诚团结，为了避嫌，我还是坚决不能担任起义领袖为好。”
刘公这一表态，别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再说什么，谁也没有再提出新的人选。
沉默了一会儿，居正站起来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这次起义事关重大，必须请一个强有力的杰出人物来领导这次起义。我建议，是否可以让上海中部同盟会的黄兴、宋教仁或者谭人凤来主持大计？他们既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再说，他既不是共进会的人又不是文学社的人，省得别人说闲话。至于名称如何定，他们来了再说。”
话刚说完，孙武首先大声说：“这样做对革命极其有利，我同意！”一些人也纷纷表示：“同意。”“我也同意。”
刘公说：“我也同意。要说具体怎么请法，我看光去封电报请，或者去封信请不行，这样说不清，是否可以派两个代表到上海，请他们火速前来武汉主持大事，大家看怎么样？”
众人纷纷表示同意。刘复基站起来说：“依我看，当前形势十万火急，如果派人到上海去请同盟会的人来当领导，只怕耽误了太多的时间。”一听到有反对意见，人们又议论开了。
邓玉麟悄悄对孙武说：“还到上海请什么人，公韧就是同盟会派来的，他是同盟会的老同志了，又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让他当领导多好。”
孙武的鼻子哼了一下说：“我看这小子不行，好多说话，说话有时候不看场合和门道。他不过就是个小小联络员吗，哪能让他挑那么重的担子。”邓玉麟说：“我没觉得他说话有什么不妥呀！特别是这次搞经费，他没少下了力，而且他的妹妹唐青盈还负了伤。”
孙武摇了摇头小声说：“你呀你，头脑太简单了，人心隔肚皮，你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拿他搞的那些珠宝来说吧，他得了多少好处，你知道吗？”
邓玉麟急忙对孙武说：“我敢保证，公韧不是这样的人。”孙武又批评邓玉麟说：“有些话还用我直说吗，得动动脑子，如果让公韧掌了权，对你对我，有什么好处，不要总向着外人说话……”
邓玉麟一时没理解孙武的话，不明白地问：“如果上海的同盟会来了人，不是一样也是外人吗？”孙武小声地对邓玉麟说：“上海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人，就是来了人，一时半会儿也不了解咱这里的情况，还不是听我们的。公韧就不一样了，他了解咱这里的情况……明白了吗？”
这下邓玉麟明白孙武的意思了，微微地摇了摇头说：“为人不能心胸那么狭隘，那样对革命不利。不过我觉得，公韧是个好同志。”
孙武有点嘲笑地对邓玉麟说：“你呀你，还早哩！”
会议上还是决定推选杨玉如，居正二人赴上海请同盟会的人，并决定拨款1000元，购置手枪，还派李擎甫迅速到湖南岳州告诉蒋翊武此次开会的内容，并请他急速前来参加起义。
对湖北革命党人这些频繁的活动，作为湖广总督的瑞徵，湖北军事参议官铁忠，第八镇兼鄂军提督张彪已有所耳闻。他们商量后，决定用釜底抽薪的办法，除了调部分新军入川外，又把武昌的新军纷纷派往外地，以分散革命党的力量。
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后，针对这种情况，迅速调正了必要的部署：驻扎在湖北郧阳地区的第29标第3营，由革命代表樊精纯联络本营同志，注意就地响应起义；第31标进入四川后，注意和武昌联络，一旦时机成熟，可在本地起义；第32标入川的第1营，与在四川的31标注意联络；驻湖北宜昌的第32标第2营以及驻湖北施南的第32标第3营注意与驻在宜昌的第41标第1营及当地的革命同志联络；驻在宜昌的第41标第1营应与第32标第2营以及第3营取得一致行动；马8标由黄维汉、刘斌负责，到时候注意响应武昌起义；派向炳琨赶回施南，加强军队、会党的联系。蒋翊武未回武昌以前，其职务暂由王宪章、刘复基共同承担。
这些部署，在武昌起义前大都被执行了，为武昌起义做好了一般的组织准备。
武昌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武装起义的领导人、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还迟迟定不下来，这已经严重影响了这次行动。在居正、杨玉如二人赴上海之后，武昌同志于9月23日在雄楚楼10号刘公住宅又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主要研究领导人的问题。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管军令；孙武为军备部长，管军政；刘公为总理，管民事。重大事务，由三人会同大家共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