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回忆起在父亲家里度过的那个夜晚。他没有一下子明白，为什么深深印入他的脑海，还有他在谈论痛苦的事情、谈论当时激烈争论的事情时极为平静的举止(夜里他和父亲在厨房刷茶杯，然后在大屋拖地板时，父亲忧郁地笑了一下：“依我看，我象从前一样干了完全违背愿望的事人们的争论越来越多，取代了心平气和，我相信，国家即将发生重大的事件，我们又将离别，多么忧伤，我的家人啊”)：他明白，为什么在很久以后，在他开始工作时，他仍然没有忘记那个夜晚缺少社会生活、沉重的沼地的气息笼罩着国家，和人们的歇斯底里和人群的怒号，就是街道上过早的寂静和住宅中的人们套上的伪装：没有个性、荣誉和尊严。
“我真幸运，”他想到，“一些多么卓越的人物注意到了我；等一等，还有谁在一生中能有这样的幸福？这是救命良药，是跋涉中的休憩，是病中的梦。我在想他们，他们就在身边为什么此刻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如此清晰地看到他们大家？我重新回亿起这一切是由于勤务兵谈到了那些。”李广元明白了，“多么奇怪，罪恶的发展在你心中产生了善良，难道这出是有规律的？”
他又一次感到自己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这又意味着等待。他不能再等了。这种可怕的感觉在撕裂他的大脑，碾压他的躯体，束缚他的行动，烦恼油然而生。
“我们的人能够赶来，”他心中说，“一定能赶来，只是别总去想它，另外想些别的什么可我想什么呢？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我们的人没有赶到，我就会被处死。一切都完了，真冤啊。”他想到：“我也是这些年生活在这里，但又置身之外的为数不多的人，所以我比许多人更准确地了解这里；要说出它是什么样的真实情况，就必须了解它对未来一代的人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年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身在国内，却感到自己在现实之外，而是明白这是不能长久的。有人曾经十分正确地说过，达.芬奇把自己的作品与下一个世纪联系在一起，他与米开朗基罗形式的理想毫无关系。达.芬奇在探索内在的，而不是外形上美的意义。他是印象主义的鼻祖，因为他摒弃了肉体的形态界线，借以理解空间的实质。他探索的不是肉体，而是生命。对，马克西拇，”他心中得意地说，“想一想对策吧，想一想你愿意想的事情。要知道，这些年你丧失了说话的权力，这并不等于说要缄口默言，这并不怎么重要，问题是你在这里不得不说你不相信的话，你不得不说你所憎恨的话；有时你愤怒得想大喊大叫，但你善于控制自己，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是恰当的，否则就会带来危机，对事业毫无益处。缺乏自制力，不善于等待，就去信教好啦，你又遇到了‘等待’这个该死的词…
如果这个词在折磨我，我又怎么办呢？我是个人，我和所有人一样具有‘极限’这个生理特点，我比其他人更出色吗？”
“司机！”他喊道，“带我去厕所。”
司机来了，给他取下手铐，带他出了房间。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和南京所有老住宅一样让人常常弄错的走廊上，经过一扇红色皮革包住的门时，李广元听到了里面一些人的说话声。这些人速度很快地向打字员口述，在嘈杂的声音中李广元清楚地辨别出常凯申那个处的队长的声音。
“即然前部长现在象所谓受难者一样被荣耀所包围，”队长开门见山地说，他的语调中加进了他自己对此的态度，“那就应当考虑拉拢与他关系很密切的女秘书马林。她不仅能提供关于被捕的部长亲属的极有价值的情报，而且也会采取一些行动。可见我们今后有必要接近她，迫使……”
“小点儿声。”队长喊道，“我带着犯人停止工作。”
“您认为我能跑掉吗？”李广元问，“您担心我向法国人揭露你们的秘密？”
“您跑不掉，可要是分队长放掉您。”
“您想他会放吗？”
“只要您的中心有了回音，他会放的。”
“那为什么用手铐铐住我？”
“因为还没回音。一旦有了回音，您也不用跑了，他们会杀掉已经为我们工作的人。您会象丧家之犬，在新主人腿前摇首摆尾。”
李广元进了厕所，背倚在门上，迅速撕开衣衬，取出藏在里边的刀片，握在手里，他感到了金属的弹性。他心中问，“怎么，，到时候啦？据说只用五分钟全身的血就会流光，头里嗡嗡响，接着感到一种无声的虚弱，随后无论是常凯申、司机、勤务兵，还是在悄然无声的房间里的所有坏蛋都不存在了，尽管他们末日已到，他们还打算干卑鄙的勾当，为今后网罗一批叛徒或者说是一批软骨头，这些人从没有表现出精神上的坚定性你为什么缺少毅力呢？滚吧，放掉自已的血，当然是件可怕的事，但这比坚持到底来得容易些。
要知道，你奉命要活下去，可你打算自杀你有权自作主张吗？我没有权力，而且我感到这样做是可怕的。我完全不是在生活，而是在工作，透过时间和空间，我在运行，我不属于自己。找我多么想重过那已消逝的年代的生活，我多么想和妻子和儿子呆在一起。然而我知道，我无法忍受常凯申的折磨：他们会征服我或者让我精神失常怎么办？变成一个目光呆滞、被征服的精神变态者生存吗？失去了记忆和憧憬，只有一些自然的要求，象医生在大脑研究实验室里试验用的动物一样活下去吗？然而叛变更可怕人们会说，他背叛了祖国不对，不能把自己同祖国分开，背叛祖国首先是背叛了自己。”
“李广元。”司机说，“为什么您没动静？”
“我在集中精力，”李广元迅速把刀片塞进口袋，“您在偷看？”
“我听着呢？”
“我一下子不行。”李广元笑了一下，“你们不让我坐着或者走动，人总躺着，肾就不大好使。”
司机打开门：“那您站着，我在后边看着您。”
“女秘书可能出来的。”
“那又怎么样，她们是我们的人。”
“要是我解大便呢？”
勤务兵忽然皱起眉，两只眼睛变成一条缝：“您的脸色为什么这样苍白？张开嘴。”
“我没有毒药，”李广元说，“氰化钾一秒钟就要人命。”
“张开嘴。”勤务兵重复了一遍，并动作迅速地向李广元下额打了一下，迫使他的嘴启开“伸出舌头”。
李广元顺从地吐出舌头，问：“黄吗？舌苔很多？”
“粉红色，象婴儿的舌头。为什么您提出要求，您并不想解手嘛回去。”
“随您的便，反正过一小时我还要求。”
“我不会带您来的。一昼夜只能来三次。忍着吧。”
勤务兵带他回房间，李广元终于又听到几句话。元帅的名字印入的脑海。他没来得急弄明白关于指挥员父亲的全部谈话，因为勤务兵又大声吆喝；
“停止工作。我这儿不是一个人。”
在房间里他给李广元戴上手铐，把左腿铐在沙发床上，然后从放物架上取下一瓶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