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报务员答道，“这儿没有我们的箱子”
“好吧，谢谢。那么，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收到皮包里，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过一两天我再来看您，告诉您我奔走的结果。手续费我还是要拿的，这年月，毫无办法，不过收费很少很少”
76号区分部的侦查员立刻把报务员的指印送去鉴定，原来报务员看的那张照片事先在实验室已经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药剂。从安装在手提箱里的无线电台上也已经取下了指印。结果是；装有电台的手提箱上是三个人的指印。侦查员紧跟着又向保安局第六处发函索取有关她叔叔的生活经历及其活动情况的全部资料。
丁末村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很久。他倒背着手，步子走得很快，总觉得缺少一种很习惯、很重要的东西。这种感觉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想总是开小差，所以终于没意分析透为什么李广元受到怀疑这个使他伤脑筋的问题。
忽然呜呜地响起了使人感到厌倦的空袭警报汽笛声，这时丁末村才终于明白了，他感到缺少的是敌机轰炸。因为战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寂静无声倒使人觉得危险，可以引起人们更大的恐惧和不安。
“感谢菩萨，”当汽笛呼号一阵，住了声，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后，丁末村心里这样想道“现在可以坐下来工作了。马上大家都要走了，我可以安稳地坐在这里考虑问题，谁也不会再来找我提一些愚蠢可笑的问题和稀奇古怪的推测了”
丁末村在桌旁坐下，开始翻阅着徐家宝的案卷，他是因叛国嫌疑在1938年夏天被捕的。决定逮捕他之前曾有两个人告密，一个叫丁关根，另一个叫罗才古。这两个人都是原来的军统特务，他们在告密信中说，徐家宝在开会的时候，号召大家要与所有的民族和睦团结，他还谴责战争的野蛮，杀人流血的丧失理性。经过客观的审查，发现这位工会领导曾与现在侨居日本的一个共党会过几次面，早在二十年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好，但是，尽管在日本和南京都做过仔细的调查，而他的案卷里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他与侨居他国的共党有什么联系。
丁末村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徐家伟被弄到情报部门来了？为什么没把他送到76号去呢？为什么吴四宝的人对他这么感兴趣呢？最后他在案卷中一个简短的附件里为自己找到了这些疑问的答案，附件上写的是：在1933年徐家伟曾两次出国参加和平主义者大会，一次去大不列颠，另一次去瑞士。
“原来他们是对他的关系感兴趣”丁末村终于明白了“他们想知道，在国外他与什么人有过接触。所以情报部门的人才把他弄来交给了李广元。可是李广元又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案子交给了他，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丁末村翻阅完了案卷．审讯记录简短扼要。他本想做些摘录，使自己的结论有根据，有论证，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可摘录的。审讯的方式也不像李广元平时采用的那样，毫无精彩之处，完全是老一套，而且直来直去。
丁末村给专门资料卡片库打了个电话，索取了1939年9月29日联队长李广元审讯徐家伟的录音。
“我想提醒您：您是位被捕的人，而对一个落入国家法网的人来说，想从这里出去，再度过上正常的生活，从事过去的活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国家法网的使命就是惩治罪犯，保护人民免遭横过暴行。而且您的亲人们也不可能再过正常的生活。我附带说明一点，如果您同意：第一，您自己认罪，而且还要揭发工会里其他对我们国家不忠诚的分子；第二，今后为我们效劳；那么上面讲的那些不可能的事就都有可能了。您接受不接受这些条件？”
“我要考虑考虑”
“您需要考虑多长时间？”
“一个人做好去死的准备需要多长时间？您提出的条件我是决不能接受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您再想一想我提出的条件。您常说，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您是个没有希望的人，但是难道您不是一位我们华夏的爱国者吗？”
“我是。不过，应当怎么理解‘华夏爱国者’呢？”
“那就是忠诚于我们的思想”
“思想，这还不成其为国家”
“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国家是以主席的思想为基础的。与信仰靠我们思想的人们在一起，这难道不是您这位工会领导的职责吗？”
“假如我和您是以平等的身份在争论，那么我是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的问题的”
“那好，我就请您以平等的身份来争论”
“和人民在一起，这是一回事，而感到自己是在根据自己的信仰，公正地行事，那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一致。刚才您为我提出的出路就不符合我的信念。实际上您打算把我用作某种力量的着力点，让我在一个什么声明上签字，问您谈出的建议，表面上似乎是把我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既然您建议我当一个杠杆，那又何必当作一个人来对待我呢？干脆您就说：或者是我们把你杀死，或者你在这个声明上签字。至于国家人民往何处走，讲什么话，这对于我已经是无关紧要了，因为，实质上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您的话不对。不对的理由如下：我并没有要您在任何声明上签字。假定说，我现在不提第一个问题，撤销第一项建议；就是说不要您在报刊及电台上公开反对您那些与我们制度对立的工友。我只请您先了解了解我们国家的真理。然后，如果您认为可以接受这个真理的话，再请您根据您对我们真理相信的程度给予我们相应的帮助”
“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那么请先试试，能否使我相信，国家主义给予人们的东西比其他别的主义所能给予的多”
“我愿意一试。但是您要知道，国家主义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主席的伟大思想所指导的国家，而你们这些工人除了这个国家以外并没提出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东西。你们仅仅提出道德完善”
“完全正确”
“但是，一个人活着是不能只靠道德完善，虽说他也不能只靠大米活着。这就是说，我们希望人民能得到幸福就让我们把这一点看作是引导我们民族进一步道德完善路途上的第一步吧”
“好，那么现在我请问您一个问题：那些监狱以及类似对待我这个工会人员的那种审讯，都是你们这个国家体制的必然结果吗？”
“是天疑问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样做是在保护你们避开人民的愤怒，倘若人民知道你们反对元首，反对我们的思想，他们一定会从肉体上把你们消灭”
“但是，哪儿是起因，哪儿是后果呢？因为什么人民发怒？它是不是你们宣扬的那个制度必不可少的一个特点？如果是的话，那么，从什么时候起愤怒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积极因素？这不是愤怒，这是对恶的反应。如果愤怒是你们的根据，如果愤怒是你们的理由，而其他一切都是后果，一句话，如果你们使恶成为理由，那么你们为什么却想使我相信恶就是幸福呢？”
“不，‘恶’字是您说的，我说的是‘人民的愤恨’。我们的人民多年蒙受了很多和约的耻辱，只是在打倒大银行家和小店铺主的强霸势力之后才有可谁安居乐业。所以当有人，哪怕是工会人员，企图对领导的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加以怀疑时，人民就要愤怒”
“很好不过，安居乐业和兴兵打仗难道是一回事吗？”
“我们打仗仅仅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空间”
“那么，四分之一的黎民百姓被关在监狱里，难道这就是幸福，或者说这就是我应当为之捐躯的那种和谐的生活？”
“您弄错了。在我们的监狱里，对了，我顺便告诉您，我们的监狱并不是什么杀人的工具，显而易见，您所用的是来自敌人方面的资料，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关押着的绝对不是全国四分之一的居民。其次，每个监狱的大门上都写着：‘劳动能使你变为自由人’。我们是在监狱里教育那些失足者，至于那些并不是误人歧途而是有意与我们为敌的人，杀掉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么说，你们可以决定谁有罪，谁没有罪了？”
“那当然”
“这么说，你们事先就知道某个人想干什么，他错在什么地方，对在何处了？”
“我们知道人民想做什么”
“人民？人民是由谁组成的？”
“是由许许多多的人组成的”
“既然你们不知道每一个具体的人想做什么，那你们又怎么知道人民想做什么呢？说得确切些，你们事先知道人民想做什么，是因为你们强迫他们接受你们的意志，向他们发号施令。这简直是梦空想”
“您说得不对。人民想要吃好喝好”
“为了吃好喝好还要进行战争？”
“您别着急。人民希望吃得好，住得好，想要小汽车，有家庭的欢乐，还有为了自己的幸福而进行的战争是的，人民希望战争”
“人民还希望把持不同观点的人关进监狱去？如果幸福和战争这两者之间是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在你们的幸福里就包含着不正确的东西，因为用这种方法得来的幸福，在我看来，不可能是纯洁的。很可能，我和您对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大概从您的观点来看，目的正确，方法也必然是正确的。工会里的工友们也曾宣扬过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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