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部局警务处为响应这一决定，采取了三条措施。首先是组织一支行动队，调查恐怖活动。7月7日事件后的第二天，即星期五早晨，这一新组织开始在老闸巡捕房活动：
新组织的目标是铲除公共租界内的恐怖活动，或者，至少向着这一方向努力。一些优秀的侦探被调离巡捕房，来到这一新部门工作。
第二条措施是，工部局警务处试图限制中国恐怖分子将法租界当作避难所。要求法国警察应该抑制恐怖活动，但是法租界也有一套理论回应，这类案件归法租界内的中国分院、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所管。
而这些法官由汉口的国民政府任命，并倾向于将这些政治活动视作爱国行为，而非恐怖活动，对其相当宽容和放任。至少，据工部局的喉舌《字林西报》之说是如此。不得不说，法国人在这件事上的态度远远强于英国人，起码对中国当时的处境非常同情。哪怕美国人，也对英方的态度非常不满。
因此，工部局警务处希望法国人不要让恐怖分子在中国法庭受审，而是引渡给日本人。将恐怖分子引渡给日本人，乃是工部局警务处的第三条对策。
1938年七月，工部局声称，“在公共租界对武装力量犯罪的任何人，都可能被引渡给所涉及的武装力量”。7月19日，这一规定修改成:“公共租界内，未经租界当局允许而携带武器或爆炸物，或者与恐怖活动有关的任何人，都将被逐出租界。”
美国领事反对这一措施，理由是：如果这样，在得不到公开审判的情况下，被告将会受到日本人的虐待，各种不人道的事情将会发生。
然而，这一规定仍然公布了。
英方用禁止恐怖分子利用公共租界作为活动基地的办法，来抚慰日本人。租界上的《密勒氏评论报》严厉地指出工部局显然是出自急于安抚好战的日本军队的动机，才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行动，专断地任命宪兵充当最髙法院院长。
同时，将拥有武器这样一种不重的罪变成了可以处死的罪行。
第二天，7月20日，侦缉股的侦探们将年轻的姜海东带到外白渡桥，把他交给了日本宪兵。
这一消息泄露出来后，立即导致舆论哗然。中外各界纷纷指责，通过这一不成熟的步骤，外国的“城市之父”们，实际上已答应与侵略军合作，以搜捕中国的爱国者以及反抗对其祖国进行蹂蹒的组织……
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人，不赞成不经公开审判，就将囚徒引渡给日本刽子手。工部局将中国青年引渡给日本军队的行为，恐怕是1927年国民革命以来，最能激发布尔什维克情感的事件了。
《汉口先驱报》社论严厉地抨击上海工部局道：“即使在非常时期，将罪犯司法权交给日本人也是不合法的。”然而，尽管1938年7月28日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正式抗议书，认为引渡姜海东一事违背了上海临时法院协定。但是，工部局警务处继续将恐怖分子嫌疑犯带过外白渡桥，送入日本界内的宪兵手中。
舆论虽然宣传的沸沸扬扬，只是姜海东被逮捕一事，并未对7月7日炸弹事件之后重组的徐恩佐他们的暗杀活动产生明显的影响。
当时，17岁的陈开光将其弟弟陈开元引荐给了这一组织。赵良把哥俩安置在白尔路276号他自己的寓所内。当团伙中具有特务队背景的经验老到的成员忙于在7月21日暗杀范耆生时，这两个广东青年正准备袭击郑月波，这个63岁的中国老人，在数年前变成了日本的臣民。
7月16日，赵光义告诉徐恩佐，郑月波乃是一个汉奸，并提供了有关郑月波行踪的情报。然后，周守刚给了陈开光一份对于暗杀对象的书面描述以及侦查指令。
三昼夜之后，陈开光奉命赴公园向徐恩佐汇报。他们在8点钟左右会面于公园的西南角。徐恩佐告诉陈开光他们兄弟俩，已被“挑选”出来暗杀郑月波，并将从亚美钟表店带来的两颗手榴弹交给了他。陈开光带着手榴弹回到了白尔路的寓所。
此后的两个早晨，陈开光和陈开元在极向非尔路与地丰路的汽车站附近等候，但是对象并未出现。7月22日上午9时10分，郑月波来到街上，走向汽车站。
陈开光等候在那里，其弟弟则站在街道的另一侧。当郑月波经过陈开光身旁时.这位17岁的青年掏出了手枪，然后向郑月波的背部开了两枪。
郑月波蹒跚着走向一堵墙，欲作掩护，但是在到达之前跌倒在地上。正在此时，骑马的警察埃德加探长来到现场，沿着大街追逐陈开光，并互相交火，陈开光的手枪卡壳，他便把枪扔了。
警察旋即跳下马，逮住厂他，其弟弟则避过了警察的注意，溜掉了。警察很惊异于陈开光的年轻，，还说岀了其他组员的名字和地址。
于是，一帮侦探立即开始了搜捕。先从白尔路276号着手。在陈开光被捕一小时后，王之谷的情人顾阿珍被抓，赵良与周守刚随后也被捕。
傍晚，警方得知了徐恩佐的名字和地址。晚上11点，徐恩佐被捕，当时他正在等候其信使。
11时半，亚美钟表店遭到搜查，剩余的武器都被査获。总而言之，迄于半夜，共有十名嫌疑犯被拘押。搜捕一直进行到翌日早晨，期间，毫不知情的王之谷与朱仲虎进入了已被警方监视控制的孙亚星房间，在屋内被活捉。
在郑月波被杀24小时后，有24名暗杀队员被作为嫌疑人遭到拘押。其中，承认是郑月波事件共犯的有10人，按照最近工部局与日本当局达成的协议，都将被移送给日本宪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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