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再缜密的布置和策划，也需要合适的人来执行。
整个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无疑非常坚决。可叹的是具体到执行层面，因为下面的忠诚度而大打折扣。
这种折扣不是简单可以换算出来的。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不说，一旦人员被俘，多数都选择投敌。从而使得之前的种种投入又变成了资敌举动。
里外里一算，何止是打了折扣那么简单。
日军和汪伪政权，后来干脆使用由原先国民政府军事情报人员组成的班底。利用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物资，甚至就在原来的办公地点，对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展开清剿。
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只是这种情况在上海一直真实地发生着。
1938年2月1日，最后一批别动队员撤出上海，临行前居然还在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告别信，声称他们是“为了租界居民的安全”而离开了租界。
只是即便如此，此时的上海除了陈功书领导的甲级情报站，另外还有两个秘密行动组。
这两个秘密行动组的建立，来自于国民政府高层对上海通敌分子“汉奸活动”的狂怒。
蒲素现在名义上加入的军统上海情报站，现在已经被76号打击的近乎半残。
陈功书带领着情报组，一直秘密蛰伏不敢轻举妄动。但另外两个秘密行动组的针对性刺杀任务却开展的卓有成效。
哪怕行动组后期被76号的特务渗透了进去，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也制造了上百起针对汉奸特务等目标的暗杀。
包括成功发起针对周凤岐、陆伯鸿和张啸林等人的刺杀行动。
相对于外来和尚秘密行动组开展的任务频频得手，上海情报站站长陈功书的蛰伏则有着诸多现实无奈。
原站长王木天的叛变，给整个上海军统的地下系统确实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作为站长他率先投敌，然后诱捕大量之前的情报站手下，再软硬兼施使得他们落水。
抓贼最厉害的永远不是警察，而是他们的小偷同行。
这些军统特务落水以后，上海情报站的功能就一直陷入瘫痪，无法有效运转。
哪怕陈功书和王木天的手段差不了多少，两人都是军统内顶尖人物。只是陈功书现在是在敌占区进行地下活动，而情报站老巢早早就被一窝端，现在一露面就挨打。
敌我之间曾经都是老熟人，互相之间都是老面孔。行动策略和手段对手全都了解，这种局势下，他也确实非常憋闷。
别说大部国土沦陷，国民政府已经跑到重庆坚持抗日，缺少新鲜血液补充。
就算新人来了，没接受过系统训练，不了解上海情况，能够发挥的作为也很小。
蒲素一直认为现在的上海，就像是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和南欧的里斯本。
有这种认识其实一点都不夸张，真实情况甚至犹有过之而不及。
在这个遍地特务的环境下，新人通常熬不住几天就暴露了。
就像蒲素这样的新成员加入，陈功书敢让他做什么呢？
最多只能是针对性利用一下，送他去卧底。这种派遣就算不说让他去送命，好听点的讲法也只能是听天由命。